每当我和朋友们一起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总是津津乐道随张寿臣老师学艺时的几件小事。朋友们虽然听过很多次了，但是还不厌烦。原因是这些小事，还能说明一些大问题。按：这是于世德先生写于1959年的文章，发表于当年的《河北曲艺》，由网友清平客打字整理，发布于论坛。 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艺人生活是苦不堪言的，不但受着班主把头的残酷剥削，更厉害的是还受着一代代传下来的封建势力的压迫。有些人在收徒弟时不是考虑继承衣钵，把艺术留给下一代，而是想家中多一个仆人和一份“动产”——徒弟赚的钱全得交给老师，老师管饭（当然是残羹剩饭）。徒弟经常挨打，忍气吞声地学能耐。学徒期满之日也就是师徒决裂之时，根本谈不上“尊师爱徒”。但是，也有些老艺人对徒弟是疼爱的，我老师张寿臣先生就是那些好老师之中的一位。 我在十三岁（1944年）的时候，拜张寿臣老先生为师。按照传统规矩摆好酒席，请来诸老前辈给写字据。字据上本来应当写上“……弟子如投河觅井与师无关……”，可是我老师说：“不用写这词了，要对徒弟好，他干嘛投河觅井呢？要对徒弟不好，逼徒弟跳了井，就是字据上写了无关，本人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呀！原我想不用写字据了，我怎么趸的怎么卖了。又怕这孩子出师之后到外边吃不开，才来这么个仪式。反正我也不指着他发财，往后有没有孝心全在他了。”随后又感慨地说：“这年头法律没用，人办事就凭良心吧。”张老师的这些话，使我非常受感动，因为我听说张老师学艺时受过很多苦，有时自己的衣服都叫老师给扒下来卖了。 当我踏进师门的时候，感觉和家中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把父母的称呼增加了一个师字。吃的是一样的饭，干的是最轻的活（打醋、买烟等）。师父的小孩从来不用我抱，老师说：“大孩子抱小孩子是力所不及的事，如果孩子摔了，我们责备大孩子是不对的，不应该让小孩抱小孩。”我在师门数年，没挨过一次打，但老师对我的艺术要求，却是一丝不苟的。记得有一次老师给我捧《地理图》，我说到“……前所，后所山海关……”时，突然忘词了，老师好像并没发现似的，对观众说：“哎呀，快到秦皇岛啦！”这一提示我马上想起来，接着说：“对，是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把这段贯口冲下来了。由于老师这一沉着、机警的措施，观众并没有察觉到我的贯口忘了词。回到家中，我怀着惶愧而又敬佩的心情恭听着老师的训导：“你已经学了二年多了，也该把贪玩儿的心放在用功上了。下次再忘词可不行了，我不能给你捧一辈子哏哪！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记住，将来不管给谁捧（老师根据我的条件，说我捧哏有饭），如果伙伴忘了词，也要想办法兜着，不洒汤，不漏水，是咱们的德！”老师这样认真地教训我，是为了提高艺术多给他赚钱吗？不！我挣的“份儿”从拿零钱到七厘五（整份75%），都由我花，剩下才交给老师添盒烟卷儿。 老师不但关心我，对相声界的其他同仁也是毫不保守，我敢说京津两地的中年、青年相声演员，受过张老师教益的人是很多的，张老师是“有问必答，问一答十”，但他并不是骄傲自大，好为人师。相反的他是很虚心的，经常提起相声界某人哪个活好，某人哪句好，对我们说：“单春《柳罐上任》我就说不过李少卿（老艺人，已故），不服气不行，我不能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张老师还善于从闲聊天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常常散场后和前台服务员（那时叫茶房）聊到深夜一两点钟才回家，他们把接触观众时听来的新闻给张老师说了，然后经过张老师的整理加工，把它丰富到艺术中去。 在日寇统治时期，张老师最爱听的新闻，要算是乡村的新闻了，只要听说谁或谁的亲友从乡下来，马上就伸开手指作一个八字问道：“有这个吗？”得到对方肯定答复是，总是掩不住内心高兴地说：“好哪，中国黄帝的子孙还是多！”所以在日寇铁蹄下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的沦陷区里，张老师落了个“国事张”的外号。张老师对那些汉奸和奸商是深恶痛绝的，利用演出相声借题发挥，嘲笑他们的鼠目寸光。在这方面大家知道的很多，现在我只把老师在说《解学士》时加上的一些“闲话”追记如下： 那时候作一个宰相了不得，真是光于前，裕于后哇，称得起是粮满仓，银满库，子子孙孙，花不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叫“非常时期”！你说我是某某长，加油多少钱，你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不言不语的“咚”一个炸弹，玩儿完！就是没有炸弹，那钱也是来的不明去的马虎哇。我们那边就有一位，他家里净金条就存了四千多条，每天打电话问金价。喂，今天什么行市？二万四？不卖。四万八啦？更不卖啦。还看涨啊。十二万？不卖！不……一万四啦？啊！八千啦……得，猴舔蒜罐子——翻白眼了！这年头什么也不牢靠，只要有命看着吧，将来不定变成什么样哪！ 张老师就是这么憎恨旧社会，把希望寄托给光明的未来，当时的“未来”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记得1958年我参加全国曲艺会演时，张老师正在病中，本来病很严重，若不是及时救治，恐怕生命是不堪设想的。当我到医院看到老人时，病情已经好转了，精神很好，对我详细说了治病经过，最后说：“我一切都很好，你不要惦念我，经济上没问题，曲艺团里的同志差不多每天都来看望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我才能这么安心养病。”随后又不厌其烦地问全国曲艺会演的情况。当我说到周总理接见会演全体人员和文化部对于会演人员的照顾时，老人的喜悦心情是无法形容的，他说：“我经历了这些年，从来没见过哪个政府为艺人有这么大的举动。”并且认为病魔缠身，没能参加会演是很遗憾的，表示病好后一定要抖抖老精神，把自己腹内所有艺术，全盘献给社会。自从去年离别老师，转瞬又一年了。听说老师出院后，精神很好，并且在工作中也的确抖了抖老精神。我在遥远的黑龙江，祝他老人家一病痊愈，万病不侵，身体健康！
（网友清平客摘自1959年《河北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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