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薛宝琨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相声可证之史虽短……可溯之源却极长”。在这极长的岁月里，使它从地摊走向舞台，从杂耍发展成艺术，从民间走向城市，从北京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侯宝林！一个以说相声换取衣食的艺人能当上议国政谈国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是侯宝林；当初“在贫民免费班，念了3个月书”的穷孩子，从识“刀切花卷蒸饼，果馅玫瑰黑糖”起步，几十年后却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台，被聘为兼职教授的还是侯宝林！他的得意弟子马季说过:“侯宝林先生自12岁登台，到75岁逝世，自觉地扛起相声改革的大旗，为相声艺术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为维护相声的尊严，纯洁相声的语言，丰富相声的表演，丰满相声的形象而不懈地努力，艰难跋涉了63年。”

　　侯宝林头上有诸多耀眼的光芒，但他自己不以为然，经常说：“我不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嘛，没什么了不起。”在他自谦的话语后边，跳动着一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火热的心。他曾多次表示：“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侯宝林的今天。”著名文艺评论家家周扬同志，曾经鲜明地、科学地概括了他的艺术风格:“侯宝林同志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相声艺术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滑稽而不粗俗，诙谐而不油滑，动作洒脱利落，语言生动俏皮，富于幽默和风趣”并且断言“侯宝林是相声艺术的理想体现者”。

　　在中国广大老百姓那里，侯宝林是欢乐无忧、睿智幽默的代名词，就是活跃在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东方大喜神，他苦心孤诣地让相声艺术起死回生，薪火相传。他在努力让相声艺术顺从文化的走向，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相声从北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深入人心，获得荣誉，赢得尊严，登堂入室，从“刮风减半，下雨全无 ”“雨来散”的地摊，跻身于中华民族的艺术之林，他用心血和智慧，用责任和文化，铸就了一座相声艺术的丰碑，正如著名戏剧家马少波在悼念侯宝林时候写的对联那样“前无古人称独步，后有来者仰宗师”。

　　侯宝林不是薄情寡义、得意忘行的人，更不是异想天开，心存奢念的人。他自己认定说“我是手艺人，一生只知道干合适的事，干合理的事，凡事都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可是我觉得我们这种人慢慢地被淘汰了。真的，我一辈子是一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搞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这是他临终之际表达的一种非常平民，非常普通的理想追求。

　　侯宝林毕竟是侯宝林，社会公众人物。因此，他的每一个公开言论或者行为都能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也容易引发联想，引起注意，当然，也会时有非议、责难、挖苦甚至跳脚大骂!

　　历史是公平的裁判，侯宝林至今依然光辉灿烂。生前身后留给人们讨论不完的话题，揣摩不够的疑团。正像“有多少观众，就会有多少哈姆雷特”那样，“有多少观众，就会有多少个侯宝林”。

　　侯宝林留下诸多不解之迷，我今天想破解一下当年的“老舍茶馆风波”

一

　　坐落在北京前门西大街的“老舍茶馆”，于1988年12月15日开张，转过年不久，也就是1989年2月13日晚上，老舍茶馆主办了一场规格不低的晚会。堪称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在这个喧闹的晚上，因为侯宝林先生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讲，引起了几乎到所有会人员的大哗。我之所以称为“风波”，一是因为当时的场面真的犹如平地刮起了一阵旋风，大家面面相觑、口口问答，神情各异。迷惑、不解、疑虑、牢骚、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二是因为这个话题事后也真的波及了现场之外北京、天津、辽宁等地方甚至更大范围的曲艺人士那里。一时莫衷一是，议论纷纷，猜测不绝。以至多年之后还在时断时续的提起。

　　侯宝林先生究竟都说了些什么，让人如此纳闷，如此迷茫，又如此激愤呢？

　　当时的我是曲艺杂志的编辑。走到什么地方都习惯带一台袖珍录音机。本来打算录制一些节目，供自己日后学习欣赏。没有想到不经意录下了这个场面。这个录音，除了我，只有曲艺作家王中一先生知道，当是他站在我身边，和大家一样为侯老的言语所惊愕。

　　那一天，是北京和中央直属机构的同仁、曲艺界、文艺界的大聚会。领导、演员，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的编辑记者，还有一些国外友人、留学生等出席。

　　节目开始的时候，老板表达了对光临现场人们的欢迎和感谢。北京市曲艺家协会的领导在讲话里，对老板“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间艺术花”创意和实践给了很高的评价。讲话之后，演出了的有京剧清唱、曲艺的单弦、乐亭大鼓、京韵大鼓、快板等。节目演出过程中，主持人可能担心冷落了或者怠慢了侯宝林，于是他在台上不止一次地提醒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也出席了今天的盛会，表达了对老板事业的支持和祝贺”。

　　当时的侯宝林已经通过媒体宣布“息影舞台，而转入相声的案头研究工作了。”主持人依仗“人熟不讲理”，全然不顾侯宝林身旁还有来自台湾的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田文仲先生。他几次点名非邀请侯宝林先生即兴表演节目不可。说“哪怕表演一个小段儿也行”。侯先生表情明显不快，但也没有硬性拒绝。当魏喜奎女士演唱完乐亭大鼓之后，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舞台。他没有给大家表演相声，哪怕是只有几句话的一个小段儿也没有说。更另类的表现是，他竟然没有像几乎所有上台的人那样，说几句感谢茶馆老板的话。他没有说，哪怕是客气的敷衍，也一点儿没有。

　　他表情凝重，一脸的高深莫测，作了一次即席演讲。前后一共说了13分钟。这13分钟始终伴随着掌声和笑声。

　　然而，这些给予他的掌声和笑声，在他演讲之后，离去的顶多2、3分钟之后，竟然几乎原样的又送给猛烈攻击甚至漫骂他的另外一个人。这让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楚。这些掌声和笑声究竟应当属于赞美，还是应当属于漫骂？是台上戏中的真实，还是生活里真实的戏？

二

　　侯宝林先生的演讲过去将近20年了，他的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耳旁。可以说那是一次艺术大师发表的艺术原则，人生原则的宣言;是一个艺术家充满理智、自信的抒怀;是一次具有真知灼见的曲艺讲堂;是他“艺高人胆大”性格的体现。他首先对主持人一次又一次给节目的赞美和有些过分捧场表示不赞同。侯宝林说“由于你们的热烈的情绪，逼迫得我也要说几句。看了节目，你们满意了，我并不满意。真正的曲艺艺术是什么，讲唱文学是什么？今天演出的是不是精华？在我来说，我不承认。我是搞说的，但是喜欢唱的，蒙我是不行的! 这是我的良心话。”请注意，他在这里表示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认为刚才上演的节目是中国曲艺的精华，就能够代表中国的曲艺水平。他没有说不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曲艺的精华 ”的话，作为他个人“我不承认”。其实刚才上演的包括魏喜魁等人，也已经代表了和正在代表着中国的曲艺，多次出国演出了，并且得到了舆论的肯定和赞扬，是无可争议的好角儿。但是在侯宝林眼里，这还算不得“精华”，也算不得“地道”。这起码表明他有他的艺术评判的标准、辨别艺术的眼力和鉴赏艺术的品味。这些标准、眼力、品味显然和“你们”---当时的观众和主持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任凭别人怎么说，怎么捧都可以，但是“我不承认”，因为“蒙我是不行的!”

　　在一般人眼里，他是搞“说”的。他不否认，但是他说他是“喜欢唱”的，这喜欢二字，就大有文章了。喜欢可以属于“兴趣”，也可以属于“研究”，还可以属于“擅长”。

　　侯宝林“能唱”，“会唱”“善唱”是尽人皆知的，侯宝林的相声里的“唱”，尤其是“学唱”，早已是出神入化无可比拟的。所以大家是信服的，长期的艺术实践，丰富的生活阅历，极高天分和悟性，极灵活机巧的融会贯通，使得他拥有了极广阔的艺术视野和极高的艺术品味。所以他很不客气的警告了主持人和那些胡捧乱吹的人。他强调自己这是不吐不快的“我的良心话”。

　　他为什么要说这样使大家扫兴的话呢？我想这并不是他和演出的同行有什么情感的过结儿或偏见，不是的，我以为这些话主要说给那些记者编辑和国外朋友以及留学生们听的。他最想表达的意思是你们看到和听到的这些节目，还不是中国最好的曲艺，不属于曲艺的精华。如果你们听凭主持人的评价以为这就是最好的曲艺，如果产生“最好的曲艺就是这样的”认识的话，那就可悲了。他是担心这些观众产生误解，从而谬误流传，有损文明古国的尊严和品味。他的这番言语，博得大部分人的热烈掌声，表示赞同。然而，也有一些刚演出完了下台休息的演员，感觉受到了打击和伤害，难以接受。他们有些人还没有换好衣服，有的还擦着头上的汗，一边来回走溜儿，一边嘴里念念念叨叨，虽然心里不服，可是又不敢当场反驳。更有的琴师在后边弄得弦索叮当，故意开搅。侯宝林先生看见了，也感觉到了，但是依然顺着他的逻辑讲了下去。他又说“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古国，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允许蒙人。我们每一个节目拿出去，地道就是地道，不地道就是不地道。”

　　在这里，侯宝林开宗明义是站在文明古国的立场上，借题发挥，在诉说另外层面的意思。很可能他联想到一些他以为不够质量的出国的节目，本来不够“地道”，某些人或者领导或者什么人非要宣传是“地道”。侯宝林看见眼前情况，勾起了不知什么时候产生的一种心头积怨，一种维护国家文明的自觉让他不能平静。所以他主张我们每一个节目拿出去，不能含糊勉强，不能没有水平，更是不能临时凑合。“地道的就是地道的，不地道的就是不地道的”。什么是地道，什么是不地道的？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标准，尤其的艺术作品，是不是地道，评价起来是极为复杂繁琐的事情。本来和侯宝林个人无关，然而他的责任和身份促使他在同行面前使用这个话语权，标明他坚持的立场和主张的原则。或者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或者交流沟通，意在结盟。“我是人民代表，在国外来讲就是国会议员，不允许我讲瞎话。”语气何等凛然大气。理由何等充分响亮!我觉得由于他很珍重自己这个荣誉和资格，感觉了来自名誉的崇高和份量，才能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当时的他，情绪有些激动，语态也稍嫌沉重。即使这样也不像面对的同行，他没有暴发出来的“火气”开始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从他旁敲侧击的矛头看，可能是对着主办者和某些在场的领导。但是主要动因还是担心这些节目被认为是中国曲艺的精华而让外国人小看了曲艺。因为他特别更看中这个有不少国际友人出席的特殊场所。另外，这些友人对于曲艺又不属于“怎么领就怎么走的`空码`，而是一群通晓国情，懂得国语的“中国通”。他们有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还有台湾艺人—章翠凤的高足，因此，在他看来，如果说这样的节目就是最好的，就是代表我们国家的水平的话，在“中国通”那里肯定会产生误解和误导。他的自尊让他不能这样听之任之，必须给予公正的评价，以正视听。所以他说“你们能够满意，我不满意，你们认为地道，我认为不够地道。”不管背后有什么原因，反正在当面他能够拉下脸，和大家叫阵，力排众议，你也不能不佩服他过人勇气、磊落胸怀。

　　“见物加价，逢人减寿”是曲艺人的“老合”道，侯宝林难道不懂吗？然而“他天生不是老合，也从来不作老合，虽然他了解老合的一切，他也未曾惧怕过老合，他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两个字—高贵.”今天他也是以高贵的身份蔑视了他眼前的种种因为简单浮浅而派生的虚荣和虚伪。今天他那“内士外优，或者“也士也优 ”的独立性格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侯宝林是懂得和台下交流的重要性，他也调动了艺术家的“拢神”手法，招呼台下的熟悉的嘉宾:“今天我见到了加拿大大学多伦多大学的教授石清照先生。多伦多大学我认识不止他一位，像王杰，还有研究杰克逊的迪拉娜等等。严格说起来都是我的学生。但是过去他们想录我的音，我不允许，但是从今天起，你可以录音了。原来我说我嗓子不好，不能录音，今天开始你可以录了。”台下的石清等人高兴的连连点头。面对国内外人士的各种各样目光和神态，侯宝林先生充满了自信和骄傲，无所畏惧，有些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大学教授，我这个大学教授不是蒙事的大学教授，我有实的学问。我是真材实料的大学教授。讲别的学问我不行，讲曲艺，讲说唱艺术，讲唱文学，我是懂一点的。所以我这个教授不是蒙人的。”你看这时他又是多么理智，多么有自知自明。说到曲艺了，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开闸放水，一泄千里。他说虽然刘宝全在舞台上活跃那么久，但是并没有人给他进行科学总结，没有人研究他的艺术特点。为此他感觉到遗憾和可惜。他说虽然有一些大学生研究曲艺，但他们只是学习了一种工作方法，要懂得曲艺艺术还需要重新认识和实践。这么多年还没有见到那位大学生能够把刘宝全的艺术经验出来。他说起刘宝全的艺术，从师爷辈分的“万人迷”说起，又能联系很多师辈的艺人。最后说一直到我们这一辈才能提出研究刘宝全？“因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聪明了”。通过多年的细心揣摩，他认为刘宝全的成功在于会使用是“假声唱法”。一边说，一般摹仿刘宝全的代表性唱段《长坂坡》。他的吐字归音、板式节奏、疾徐舒缓，真是出神入化。摹仿了壮年的特色又摹仿晚年特色，仔细分析壮年和晚年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晚年由于年龄气力问题，唱腔中很巧妙加入了“哪!”“啊”等等处理。他那畅达无碍的思路，才思敏捷言辞，如数家珍的说古论今的生动例证，也俗也雅有正有谐的学唱示范，惊讶得大家许久不敢喘气。

　　后来，他又针对主持人关于“醋溜儿”大鼓的解释，评价了王佩臣的艺术特色。他很不以为然的讽刺某些人对王佩臣的一知半解，他说“王佩臣是左嗓子，我和他一起演出过京剧《朱买臣》。她唱的大鼓实际是京东大鼓。可是大家总说是醋溜大鼓。”接着他把王佩臣的吐字行腔的特点，唱与作和手势身段演示了一遍，那身手神色，顾盼神飞。让大家又一次目瞪口呆。说着王佩臣又评价了骆玉笙。唱起《红梅阁》，他一字一板，很一招一式活脱地呈现了一个“小彩舞”。赞美之后，口气一转，又说，“骆派”实际上就是刘宝全的东西，不过是她简化了“刘派”的一些内容，在一些方面还没有刘宝全的那个高度。然后，就把两个流派同一唱段，进行了仔细分析比较。前因后果细说根由。让你虽然有认为他“攻击”骆玉笙的不平，又不能不服他的真知灼见和大胆耿直。面对骚乱一时的现场，他充满感慨地说“我在说唱团，永远不是受欢迎的演员，我在观众面前，真正是受欢迎的演员。相信大家能理解我的话，能理解我的苦衷”。多年来，自尊使得侯宝林不仅保持了人格，也渐次改变了艺术的格调。他是“望之严然，其即也温，听其言也以厉”的艺术家。接着他极其严肃的又说“在政治方面，我听我的政委的，我的书记的，听团长的，但是在业务上，我听我的观众的。”等等显得和现场多少有些不和谐的话。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特意看了看他的顶头上司-广播文工团的团长王力叶，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罗扬、以及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副局长荣天屿等人的那一桌，弦外之音，不言自明。我不知道当时人家是不是理会了他说的内容，好像照旧谈笑风生。

　　在大家惊讶的神情中，他最后说:“今天，我只是班门弄斧，有很多票界和老听众，你们比我懂得很多，但是我在你们面前不敢说一句假话。所以我才这样的放肆，说了几句真话。”说完之后鞠躬谢幕离开了现场。节目继续演出。老板客气的送行之后，打手势中止了演唱站在台上，脸色通红，看得出是怒火中烧的神态。他抑制不住情绪的大声嚷了起来。对侯宝林刚才的言论进行了猛烈攻击，甚至喊出来“把他的言行给写到历史里头，全曲艺界共诛之，全曲艺界共讨之!”我敢说那是侯宝林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承受过的攻击和辱骂。没想到，老板的痛骂居然也引起了一阵喝彩和掌声。

　　快20年了，在今天看来，侯宝林当时的言论并无不当和失礼，为什么会一时弄得群情激愤呢？除了卓而不群的性格之外，就是他没有像更多人那样，为老板歌功颂德;没有像更多人那样随大流，跟着走，随意捧场叫好；没有在外国人面前低头哈腰，谦恭献媚，更没有在领导面前趁机买好卖乖，投机取巧；他特立独行的品格，凛然大义的气派，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修养和品行。

　　联系19年前“老舍茶馆”的一场风波，我感觉侯宝林胸怀坦荡、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格在今天的尤其珍贵。我们应当学习他除秽入世，留白以自洁的人生信条，继承他“在政治方面，我听我的政委的，我的书记的，听团长的，但是在业务上，我听我的观众的”宝贵遗训。在文艺工作中，在讲政治的同时，不要忘记观众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忽略观众的感觉，不能漠视观众的要求，因为观众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意愿和基本要求，所以我认为侯宝林的“在政治方面，我听我的政委的，我的书记的，听团长的，在业务上，我听我的观众的”的话语，应当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曲艺工作者作人作艺的金科玉律，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