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一学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只能通过我的回忆去想啊，当时那会儿学说相声啊，就是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为了吃饭。因为在那会儿，生活是很困难。吃饭呢，能够挣出自己吃饭来是有本事。有的呢，就连吃饭都成问题。那会儿学相声呢，就是为了什么？混饭吃。可是混饭吃呢，学了这个了，学完了之后，进到这个圈里边来了，再想混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你没有本事，受气。就得要学真本事。过去那会儿都是口传心授，学徒的呢，指着听。听会了说说，哪儿不对，师父给提一提。哪儿有正经八百教给你的——这段儿怎么说？没有！所以说呢，就是混饭吃。等进来了，混上饭吃了，没本事，不会，说不好，在本行里边受气。就是同行就给气受。

　　我可以举我的一个例子。因为我呢，小的时候呢，也爱听，也会说，后来能说了，跟我一同伴——后来这人呢在北京曲艺团里边了，姓罗，叫罗荣寿。我们两个人虽然关系很好，但是（罗荣寿）在艺术上特别保守。怎么讲呢？有这么个例子，在东安市场，我说了一段《大保镖》，他捧活，我逗活，说完了这段呢，得敛钱。可等我说完这段之后了，他往这个捧活的这边一坐，跟观众说：“众位听见了没有？这叫一段相声，难得这么大个子，能说得这样，就算不错。您看着不错的，您就给扔个钱；看着不好您就甭给。”我当时我就在哪儿听着，那脸啊，红得，成紫茄子了。不敢言语，为什么呢？知道说得不好嘛，自己承认。等晚上完了事儿了，走的时候，他推着自行车，我跟他一块儿走，走到王府井大街那儿，我说了一句——因为我管他叫声哥哥——我说：“罗师哥，您看这《保镖》我使得不好，您有空的时候给我说说，行吧？”那意思，你教给教给我。这就可以了吧？罗荣寿说句什么呢？“噢，学艺术就这么学啊？”蹬上车骗腿走了，把我拽那儿了。打那儿开始起，我就说，没本事不行。我就下了决心了，我非要把《大保镖》说好了不可。结果，那还是来了济南之后，通过别人的演出，听多少次，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慢慢儿慢慢儿的，我算把《大保镖》说好了，我算平了这口气了。所以说，那会儿说没有本事，就要受气，就在同行里边你就分不着钱，你就吃不上饭。你不是想混饭吃吗？你连饭都混不上。所以说你不长本事不行。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你总是跟大伙一块儿说，那么平平常常，还是吃不上饭。就得想主意，干嘛呢？俩人镳个对儿，互相合得来，镳上一对儿，卖单场，上大园子。就是我演一场多少钱，人家有那个，包场那个，就愿意搭钱包。有的你没本事，人家不拿钱包你，你还是吃不上饭。所以说就想着镳对儿。怎么镳对儿呢？就得找投缘对劲的。怎么投缘对劲呢？俩人私交不错，平常说得来，互相对艺术有探讨，就镳对儿。镳对儿也不容易，因为什么？那个过去旧社会的时候啊，说相声的得有这逗活的还捧哏的。逗活的呢，仿佛为主，捧活的呢，仿佛为次。那么为什么我说加“仿佛”呢？因为实际啊，这逗活的没有捧活知道得多。因为这个说相声的肚子窄了不行，什么事儿都得知道。所以说对方说出一问题来，你还不知道是哪儿的事儿呢。这能说个笑话，这跟过去啊，我搭伙伴的一个相声演员，咱甭提是谁了。有时候我在场上说着要一个“现挂”。什么叫“现挂”呢？就是现时抓那么一句。我找个台阶，好入别的活。我问了一句，我说：“你知道这个窦尔墩是哪朝的吗？”你想这个，一般有戏曲知识的没有不知道的，窦尔墩是清朝的，对吧？你猜这个量活的说什么了？他给我来了一句：“窦尔墩大概是宋朝的……”还来个“大概”，让我这儿接都没法接。所以说，没有死对儿不行，量活的比逗活的肚子窄喽，不行。

　　这里边再举一个例子，侯宝林成名。侯宝林成名的时候，是在日本时期。那会儿生活呢，（挑费）非常高，挣得钱呢，少了不够生活。天津燕乐升平约侯宝林，给他包银一月呢，一百元钱。在日本时期那一百元钱呐，就不值钱，就买不了多少东西。他一个人儿，怎么去呢？他得找量活的。当时那会儿找不着，好不容易他找着郭启儒了，那郭启儒呢，那会儿在天桥的时候，那是天桥明地上的一员名将啊，专门捧活的，肚子宽绰。他（侯宝林）找去了，他跟郭启儒呢，又是爷们论着，管郭启儒叫师叔。因为郭启儒呢，管侯宝林的老师朱阔泉呢，是师兄弟。“郭师叔，您跟我上天津吧，怎么样？”郭启儒说：“行啊，爷们。我跟你去，我得问问你包银多少。”“我包银呐，一百。”郭启儒说：“不行，现在呢，量、逗活都是四六（分成），逗活的六成，量活的四成。我跟你去，我挣四成，四十块钱……跟你说实在的，我倒不是嫌钱少，因为不够我一家子人吃窝头的。我怎么跟你去啊？我跟你去喽，我家里人不能扎上脖子不吃饭呐。”后来侯宝林就说了：“这么的，什么四六不四六，咱爷儿俩对劈，你五十我五十。”郭启儒说：“你五十我五十，我也不去。因为五十不够，我从北京到天津，我先两份儿家。怎么呢？因为到天津，当时安不下家，我得一份儿生活，北京一份儿生活，五十块钱怎么分？一边二十五块钱，连吃饭都不够啊，甭说别的。”后来侯宝林没办法了，他说：“这么办吧，咱爷儿俩倒四六，您六成我四成。”郭启儒说：“你别让了。论私人交情，我给你帮忙我都能去。可是呢，我不够吃窝头的，我不能一家子挨饿。我不去，你找别人吧。”后来侯宝林就说了：“这么办吧，您跟我去。去一个月之后，您要确实不够了，咱们再想办法。”磨得郭启儒没办法了，“好，跟你去吧。”到了天津。到天津得先住旅馆，一个人住旅馆，这一月得多少钱呢？他没带家眷，刨去旅馆钱，再刨去自己每天吃三顿饭，这钱根本不够。怎么办呢？侯宝林呢，就匀出一部分钱，很少，留给自己吃三顿饭，剩下这钱，完全归郭启儒。后来呢，侯宝林在天津演红了，包银涨上去了，一个月三百五了，这样郭启儒呢，三四一百二，四五二（十），一百四十块钱，他够生活了，把家眷也接到天津去了，这么在天津一扎就扎下去了。等郭启儒跟侯宝林在一块儿，配合起来，那么侯宝林有什么受益啊？就是这个段子，前后节奏，哪儿合理哪儿不合理，郭启儒给他挑一挑，他自己再整理整理，脑子又好，所以说越演自己的节目越值钱，越好。所以说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关系。所以说量活的和逗活的之间的关系很要紧。

　　我从北京，为什么来的济南？这个原因……这里边啊，我说一说原因。有好多人问过我，你在北京待得好好的，你上济南来干嘛啊？还是我那一句话回答你，为了吃饭。不为吃饭我上济南干嘛来了？在北京待着不就行了吗？因为在解放前期和刚一解放时期，那会儿北京，从这相声演员来讲，大致分三类。这三类指什么呢……有的吧，你可以听不懂，因为你不是文艺界的人，里边的半术语的这些话你听不明白。哪三种啊？第一种叫卖单档儿的。什么叫卖单档儿的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侯宝林啊，就和郭启儒（搭档），你甭管上哪儿演出去，侯宝林、郭启儒，这是一场。就我们俩人演出，换人不演，这叫卖单档儿的。第二一种呢，是上小剧场的，也属于卖单档儿，但是大剧场他上不去，只能在小剧场（演出），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撂明地的，也叫撮大堆的。什么叫撮大堆啊？用现在话说就仿佛啊，现在咱们演一什么专场……今天演相声专场，这些相声演员都在这儿演，这叫撮大堆的。可那会儿，这个撮大堆呢，跟现在这个相声专场不一样，现在相声专场都是卖单档儿的，就我们两个人演一场。甭管上哪儿演去，也是我们俩人演一场。这撮大堆就不是了。怎么？今天也许他们两个人演，明天也许这两个人又换成了别人，和别人演了。后天这四个人呢，又换了，又变样了。今天量活的，明天逗活了。今天是逗活的，明天许量活了。这叫撮大堆的。大致分这么三种。在当时社会来说呢，这三种啊，还互相都瞧不起。为什么瞧不起啊——卖单档儿瞧不起这撮大堆的，反过来，这撮大堆的演员呢还瞧不起卖单档儿的。因为什么？这卖单档儿的，两个人在一块，节目并不多，最多会三段五段，七段八段，说的最好的（节目），也就是会个一两段或三四段。这个撮大堆的这些演员呢，就认为你们会得太少，面儿太窄，不行。可是卖单档儿的就说这个，我现在上舞台，哪儿找我我要多少钱，少一分钱我不去。你们那个啊，给钱就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也是瞧不起，互相都看不起。

　　可是这撮大堆的演员呢，你没有真本事还不行。一般的这个撮大堆的演员分两种，一种呢，是有真本事的，一种是社交好——就是跟这些人呐，关系搞得特别好，（别人）都不好意思地说什么。这是两种。论本事呢，这社交好的在舞台上不一定行，可是人缘好，朋友之间都不错。就是分这么三（两）种。这三（两）种呢，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说那句笑话了——吃饭问题。刚解放那会儿，北京业务不好，我跟罗荣寿在天桥，有时候演一天呐，赚不出吃饭的钱来。那会儿晨光呢，已经是……解放以后晨光那些人都奔南走下去了，跟着国民党的人往南跑。到徐州了，那老板李寿增一看不对头，就带着孙少臣（林），又回到济南。那会儿济南就解放了，第二次晨光开张，没有演员啊，那会他就把济南的马金良——唱滑稽二黄的——找上了。还有崔家的一个后代，相声演员黄景利，找上了，都在晨光那儿一块演出。那时候孙少林呐，又把他的叔伯兄弟孙少臣拉进来，学相声。他又收了个徒弟——赵文启，还有一个徒弟叫王少安，这些个都会不了多少的吧，拉进来。可是呢，没有演员，又赶上郭全宝呢，从济南回北京去结婚，这么的李寿增就托付郭全宝，说你看看北京天津要有演员呢，往这儿介绍介绍，上这儿来。郭全宝到了北京，见着我和罗荣寿，一看北京那业务确实不行，就说你们哥俩，是不是上济南？罗荣寿说行啊，去活动活动也好，现在北京业务不行。（郭全宝）这就介绍介绍济南的情况。当时那会儿呢，业务不好，往济南活动活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挣钱吃饭。就是我那句话，挣钱吃饭的问题。开始就这样来的济南。

　　没来济南之前呢，事先必须跟郭全宝谈一谈条件。这条件是什么？罗荣寿说：“我到济南去，怎么开这个帐啊？”郭全宝就说：“咱是实话实说，有什么就说什么。都没是外人，全都不错，这些年了，（又是）老北京。罗师哥去了呢，就拿一个份儿……”什么叫一个份儿？就是整五整分，十分。“……振奎兄弟呢，你去了呢，你拿不上整份，因为什么？孙少林是整份儿，李寿增是整份儿，剩下哪有拿整份儿的？那几个徒弟都拿零钱。”那我就问了，我说那怎么算呢？他说：“您去喽啊，咱们弟兄说实在的，您拿七厘份儿。”七厘份儿就是拿十分之七，就是到了分钱的时候啊，这儿挣了钱，人家分十个，我只能拿七个。当时自己的这个演出的本领呢，这个艺术的道行来讲，自己也明白，心里有数。我说七厘份儿我也去，我不拉家带口，没关系——到那儿锻炼锻炼。就这样，我跟罗荣寿，才来的济南。那是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份儿吧，天正热的时候，来到济南的。我从北京来到济南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吃饭。

　　来到济南之后啊，这才开始往艺术上钻。怎么说才开始往艺术上钻呢？原先在北京，他是“面儿”呢，就是北京那一面。来到济南之后呢，济南相声跟北京相声不同。不同的原因呢，因为济南的相声啊，是以天津为根本，后来有北京的演员来，它采取北京、天津两个特长，它演出的方法不一样。可我来那会儿呢，正赶上这晨光茶社呀败落时期。

　　怎么败落时期啊？日本投降之后，业务很萧条，很多演员都走了，后来解放战争呢，又停了些日子业，解放以后，二次——李寿增、孙少林回来——二次承办。二次承办呢，没演员。怎么没演员？当时那会儿演员是有数的，几个人，谁呀？孙少林、高桂清那弟弟——名字我忘了，咱就不说他名字了吧——只能量活不能逗活，还一个高德光——高德明的大哥，高家哥仨他老大，也是净能量活不能逗活，会使点单活，使得还不算很好。再就没人了，没人了怎么办呢？李寿增就把济南的相声演员找到这儿了。谁啊？黄景利，另外呢，唱滑稽二黄的马金良都去了，因为他没人嘛。自凡演相声大会，起码说完一段换个人再说，他得有人啊，就把他们都找了去了。里边呢有两个学员，一个是孙少臣，一个是赵文启。这孙少臣呢，是孙少林的叔伯兄弟；赵文启呢，原来是一个北京饭馆的一个跑堂的伙计，后来没事干呢，就跟孙少林学徒，在孙少林家里吃饭。这么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呢都不挣钱，我们来之后了这才多俩人儿，打那儿，因为舞台上需用，人也比较紧张，不学也不行了，我才开始钻研相声。

　　可钻研相声上哪儿学去呢？跟谁学呢，又没有老师，就听，听人别人怎么说，自己怎么学。但是，听呢，听会了你还不能够原封的往外拿。这个呢，过去听老先生说过，必需把别人的东西听会了之后啊，化成自己的，这又费了劲了！后来，慢慢地又来了很多演员。来了谁啊？王长友带着他徒弟赵振铎，来了；于俊波带着他儿子（于）春藻，也来了；高德明，也来了；王凤山一家三口子，从南边也回来了。这就全都上了晨光了。晨光人就多了，活路子呢也宽了。怎么到这会儿全来了呢？因为呢，刚解放，各地业余都不好，还是我那一句话，为了吃饭，大家不得不满处走，所以说全都来了。来这有呆的时间长的，有呆的时间短的，你看罗荣寿吧，一共呆了三个月，回北京了，不干了。高德明呆了半年多，也走了。于俊波爷俩，呆了六七个月也回北京了。王长友，带着赵振铎也走了，也回北京了。这阵，人又不多了，又没人了。就仗着我们这几个人来回倒换着说，你不学能耐你上台没得说，就得学。怎么学呢？就要学别人说的段子，这样才能会。所以说，我从那会儿开始，才正式的用脑子学。拿一个段子来说，一段《文章会》，在晨光来说袁佩楼说的最好，袁佩楼和李寿增的《文章会》，那多咱说的时候，观众连动都不动，但是这文活呢，我又爱。因为我爱文的。我就听，我听了呢，已经会了八成了，但是你学人家东西你还不能背着人家，背着人呢，显得不对。有一次呢，在后台说闲话，我们在行辈里头论呢，我管袁佩楼叫三哥，我说：“三哥，您的那《文章会》啊，我听得差不多了，您再使两遍，我就能拿下来了。”这个能拿下来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呢？这有点术语的性质，那意思我就能说了，他听了一乐，可我哪儿知道啊，打那开始起，袁佩楼在舞台上就不说《文章会》，就不说了。你不是再听两遍就行了吗？我就不说了，你就学不去了。我一看他不说了，我就琢磨这里有事儿了，因为人人性不一样啊。我就琢磨怎么办呢？我跟高德光呢，论私交呢，我们论爷俩，我管他叫大叔，因为什么呢？在北京时候啊，他和我父亲不错。晚上呢，在晨光这有一个赶场的买卖。哪儿？上青莲阁，加演一场相声。每天是由这个晨光的孙少林派人，谁去，到青莲阁演一场去，那天我跟高德光去。从大观园走到这个二大马路新市场北边，这一段路不近呢，走道爷俩说闲话我就说，我说：“袁三爷啊，有点小心眼。”高德光就问我：“怎么？”我说：“我说他那《文章会》啊，我听的差不多了，我想听人家的活，想学过来，咱不能瞒着人家，我就跟他说你要再使两回啊，我就可以拿过来了，打这儿不使了。”高德光一听乐了。你别看高德光在舞台上不行，但肚子里头宽敞，没关系，我给你念念。这样走着道呢，就给我说这块活，哪儿怎么治，哪儿怎么治，哪儿怎么治。等在青莲阁演完了回晨光的时候，再给我说一遍。这么样来回呢，两天的功夫，就把活全部串好了，第三天又派我去，跟高德光。在道上我就说，我说：“大叔，今儿咱爷俩《文章会》怎么样？”“行！”就这么样，在青莲阁使了《文章会》。基本上不错，使下来之后呢，回来走到道上，高德光又给我说了说，你哪点哪点地方使得不对，哪点哪点地方使的劲儿不对，我又长一长见识。过了有不到一个礼拜，那天在晨光晚上，我跟高德光一场上场了，我一想，使什么呢，前边使的活都挺火爆，挺受观从欢迎，我还使那别的活？我不爱的活我不愿意使，我一想得了，今儿跟这儿啊，我使《文章会》。不是你袁佩楼不使了吗？今儿我使。常去听的观众知道这段，知道这段呢，可是老没听见了，今儿我这么一说感觉到亲切，观众很欢迎。下来呢，我也跟袁佩楼什么没说，就冲他一笑，我这一笑的意思，那意思是一句话：“你不是不使吗？我会了！”又学一段，不容易啊。打那儿，这《文章会》他也使了，你使我也使，咱们跟舞台上见，看观众欢迎谁。这里边就有点叫赌气啊。因为演员有个习惯，在台上要干不过别人啊，寒碜！这么样，在晨光原来是七厘份，可是孙少林呢看出来了，我七厘份拿的少点。可在分钱的时候呢，老是比一个份稍微少点。有一回我拿过钱来一看不对啊。钱多啊！等没人的时候，我就跟孙少林说，我说：“少林哥，您给我钱多了。”孙少林说了一句话：“兄弟，你别管，这事我当家，给你多少你拿多少，你卖力气，你舞台上管用，吃菜儿我不能少给你。”那会儿的艺人呢，连大学的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凭打米，赛吃饭。”就是说你打米打的多，你吃饭就应当多吃。也就是你台上演出好、效果好、吸引观众，挣钱挣的多，你就应当多分。你一上去，观众就走，你就不能多分。所以说舞台上不卖力气，不行。这么样呢，我算在晨光啊站住脚了。

　　后来呢，王凤山一家三口不干了。为什么不干了？因为晨光那没有女演员，全是男演员。王凤山一家三口呢——王凤山俩个太太，大太太、二太太，二太太叫王凤云，大太太叫王凤霞。他两个太太还他儿子小锁子，他大儿。四个人，那么王凤山呢只能一个人在晨光，那么就说他拿一个份儿，他一天呢只分这么一份钱，王凤山就不干了。不干了为什么呢？就想上外边自己单干。那会儿人民商场呢刚刚成立，他就不干了。不干了呢，他一人出去呢，就他们三口子单点儿，背地里呢就约合人，找了济南的一个相声演员叫马俊生，那会儿马金良呢也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他不唱滑稽二黄，他会不了一段半段的，跟那拿零钱，挣的不够吃的也就不干了。马金良也找去了。王凤山又找了个拉胡琴的，马金良唱滑稽二黄。人还是少，后来背地里跟我说，告：“你怎么样？咱们一块出干去？”我一想，在晨光这儿这些人，尤其有几个人不大对劲，我也就找李寿增告假了，我说：“我晨光不干了，我这儿干的呀不大称心，我跟你告假了。”李寿增没好说什么，就答应了。那么样我就出来，出来了就跟王凤山、马俊生、我，我们三个人算承头儿的，就在人民商场那租了块明地，在那儿演出。王凤山呢心眼多，办法也多，跟那演出呢，他到瓷器店买了把挺大的大茶壶，沏上一壶茶，买十来个小茶碗往那一放，听相声的呢可以随便白喝，不要钱，喝茶不要钱。那会儿说吧，按现在钱说吧，一分钱一段那是晨光，在我这儿听呢一分钱两段，你给一分钱呢找你个竹牌儿，下回呢你给个竹牌儿就行，一分钱两段。这么样一来呢，管茶喝，比晨光那便宜一半，一分钱两段，虽然是明地没屋子，买卖还真不错，赚的还真不少，人呢是人头份，没大没小，一人一份，就他那儿子拿零钱，这样呢王凤山就合适，怎么呢，他三口分三份，马金良分一份，拉弦儿的分一份，马俊生分一份，我分一份，一共才七份。七份他拿去将近少一半，他就比较合适了。所以啊就越干越红火，越干越红火。后来，又租了一块地方，又跟那搭棚的棚的掌柜的，搭棚的掌柜的姓李，就搭了大天棚。搭了大天棚，夏天行啊，到冬天他冷啊。后来李掌柜的说咱有主意啊，咱弄点秫秸把他圈起来，两旁边抹上碴灰泥，不进风它不就暖和了嘛。那么两旁边呢就抹上碴灰泥的秫秸墙，把这棚呢圈起来了就成了整个的屋子了，这里边不进风呢就暖和了啊。因为那个搭棚了的算了个账，算什么账啊？二八分成，挣了钱他拿两成，剩下八成是演员的，他也下本钱了。比搭棚赚钱赚的多，合适。这么样就搭起来了，搭起棚来你这个组织得有个名啊，通过文化局啊。就起了个名，叫什么呢？群众相声社。这群众相声社呢就干的挺好，业务也挺强。因为人民商场又刚成立，下边的买卖还不多，就是东边有个中国电影院，西边那高台儿上呢，怎么叫高台儿啊，是因为它里边盖房子挖的那土啊没地儿倒全倒到这个西南犄角儿了，就垒起这么一个土台子似的，上边净是卖什么的呢，净卖酱油螺蛳的，所以当时起名叫螺蛳山儿，当时就在上边。后来呢又有什么打把式卖艺的，什么孙铁九卖膏药的，王正光卖虫子药的，都在上边盖了房子，上边就火爆起来了。整个人民商场火爆起来了，群众相声社业务也挺好，观众也很多，在当时那会儿呢，全国曲协的陶钝来济南，在这个共和厅招集艺人讲话，就说晨光，说：“你们就不行，你看那群众相声社，为什么那么些观众啊？因为人家啊经济，一分钱可以听两段还有茶喝，你们这一分钱一段还没茶喝，你想谁不愿上那儿听两段儿，非上你这儿听一段来？你们得向群众相声社学习啊。”那会儿晨光的业务是最低潮的时候了，最不好的时候。可是他那业务不好我们这业务不错呢，让我看着心里还不大痛快。为什么不大痛快呢，因为里边马俊生和王凤山俩人净动心眼儿。我这人有点直性子，他们动心眼儿我看着生气。一块儿赚钱吃饭，动心眼儿干嘛呢？你阴我一下我阴你一下，我看着生气。

　　在人民商场一干呢，我又跟山东的书词公会联系得很近。像那会儿刘泰清、李文成、马青旺这几个说书的，我们走得都比较近。我呢，就爱听书。后来我一看，太没意思了，挣钱不多，里边儿事儿不少，干脆我不干了。我转业，转业我说评书。说评书没老师又不行，我就拜了个老师。谁呀？济南有个说木板快书（大鼓）的，周春泉。周春泉平常我们就不错，后来我就拜周春泉师哥。周春泉呢，是替师收徒。因为老师呢，在青岛，就不请来了。就替老师，收这么个徒弟。要不怎么后来我改名叫张春奎呢，就打那改过来的，就叫张春奎了。那会儿评书门儿拜门儿里边儿好多规矩呢。周春泉有个徒弟叫李积玉，李积玉的岁数比我还大两岁呢，可是我一拜师哥呢，他得管我叫师叔。按当时那规矩，师叔得先拜师侄，先给师侄磕头去，然后师侄在给师叔磕头，行会的规矩。就这么样，我就改了，出来说书了。我认为说书比说相声省事儿，可没想到真到一说的时候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说话、舞台、抬手动脚，相声跟评书都有区别，都不一样。好赖呢，我有点儿相声单口的节目，说一天，行，能说住人。说两天，这段儿不接着了，再换一段，观众就不爱听了。后来开成本儿书。开成本儿书呢，又不会，怎么办呢，就得找师哥去念去，叫“念梁子”。就是把这段书大概其的意思给你念一念，你按着他说的这个意思去说去。就找周春泉去念去，说什么书啊？《大隋唐》。在这个行会话里边叫“黄脸”。我也爱这段书，就找他念去。念一段，早晨起来去念去，过午琢磨琢磨，晚上再说，就始终这样，每天这样每天这样。可我们这大师兄呢，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要教你啊，给你念这梁子啊，你不够说一天的。一天是多少回啊？八回书，这才够一天的。他给你说啊，六回多点七回边上。这样并不使他保守，因为他那个意思，挤兑你本事。既然不够，你就得想办法，想办法得在这故事里发展，你就把这书说好了。可是给谁念梁子，谁都说：“你再给我念点吧，不够使的。”可是我就没说过这句话。日子长了，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也没说过这话。我们这大师哥有点纳闷：“兄弟，我给你念的够使的吗？”我说够够够，“那你说到哪了昨天？”我说我说到说到哪了，“嗯？你怎么还没使完呢？”我说：“师哥，我跟您说个实在的，这《大隋唐》我不是现在听的，我从小时候就听。北京的品正三《大隋唐》说得最好，我追着他听了好几年。您给我这一念呢，我又回想起他说的那个办法来了，我又全加里边了，您瞧我能不富裕吗。”我大师哥乐了，好吧，这么样给我念梁子的时候就不怕我不够了，就都够了。

　　但是说评书里边呢，还有个插曲。在那年呢，《铁道游击队》发表了，这是咱们山东的书，刘知侠的创作。后来文化局就号召济南说书的说《铁道游击队》，成立了四个学习《（铁道）游击队》小组。别的小组不说，我就说我这小组。我这小组里边呢，是四个人，我，还有济南市说书的老先生、书词公会的主席傅泰臣傅老，还有傅（春）喜、李积玉四个人，在一块研究着说。可是正式没有四个人在一块研究研究怎么说，没那么一回，就成立起来这么个名义（小组），有一个来月吧。可是每人发了一本《铁道游击队》，你得看呐，我呢没事就看。猛然间一个月以后了，文化局下来一个话：某天某日，这“《铁道游击队》研究组”汇报，在文化局向领导演出演出。这一下麻烦了，平常有的拿了书去连看也没看，让汇报，汇报什么呢？我回去赶紧翻书，我已经看了两遍了心里有数了，哪地方好，哪地方能说哪地方不能说，哪个地方应当怎么说，我脑子走了。那天一汇报的时候，有好多都说，我还没弄好，汇报不了。一共四个组，一组四个人，四四十六个人，当中有十四个都说没弄好，汇报不了。就剩俩了，谁呀？傅泰臣不能说没研究呢，因为什么，他是书词公会的主席，又是济南有名的。再一个就是我，我不服气，我就不信不能说。我就跟傅泰臣商量，我说您先使吧。为什么让他先使，（因为他）岁数大了。我呢，心里就盘算好了：使哪儿？使这个“打洋行”！我就把“打洋行”的梁子啊，大概其的情节顺起来了。傅泰臣上去就“扑盲子”了，因为他没准备啊，能不“扑盲子”吗。（傅）扑盲子说了二十多分钟，等到我这儿了，我上去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打洋行”，我就把傅泰臣说的前面大概其描了描，一步就迈到打洋行上了。怎么进洋行，怎么打日本鬼子，完了之后找个扣子，搁到那儿了。结果领导点头了：“嗯，这么说有人听。”可是领导点头了我可把傅泰臣给得罪了，后来傅泰臣有这么一句话：“嘿，没想到我这老家雀让小家雀给攥了！”其实我并不是阴傅泰臣，我也没那个想法，可是他准备的太差。

　　后来，文化局就通知下来了，贴出去，演出。傅泰臣不能不贴啊，因为他是书词公会的主席啊，领导挺重视啊，贴出去了，《铁道游击队》。别人都没敢贴，我这就换了报子了，《铁道游击队》。这一换报麻烦了，傅泰臣说了没三天，正赶上山东省开文代会。傅泰臣是主席，参加文代会去了，就搁那儿不说了。我呢，又没走，我就得说呀。原来说《大隋唐》，一天业务都不错，在当时那会儿，51年的时候，一天能挣三、四块钱，是真不少啊。可是一换这个《铁道游击队》啊，甭说三、四块，连三、四毛也挣不了了。不进人，没人听。没人听也得坚持说，也不能不说了啊。文化局的一个干事到那儿去了解情况，就跟我说，“老张，你这你也不敲敲鼓？”我说说评书哪有敲鼓的呀，敲鼓那是唱大鼓的。“那不进人……”我说慢慢儿，早晚得进人。就在人民商场说，慢慢能说这么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听了。只要有人听我就说，就这么样说了又一个多礼拜吧。这天又这么十来个人，我说了五六段，挣的钱呢，够店钱，够茶馆的租赁费，我白干。那会儿指这吃饭，又不挣工资，怎么办呢，心里急得慌。那天说完了，有五六个人全走了，在旁边坐着一个人，不走，还跟那儿坐着，后来过来跟我说闲话。问我，你说多少日子了？我说，说了有一个礼拜了吧。他告诉我，这《铁道游击队》是新书，这是一；二个件呢，有好多事儿你们都不知道。对呀，我说我又没参加过，怎么会知道呢？那人乐了，说你没参加过我参加过！这人呢，是咱铁路局货场的一个干部。他就说了：“我呀，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写着书的时候还访问过我呢。我还供他不少材料呢，不过有好多材料他都没写进去。他也不知道，这里边事挺多。刘洪刘队长不是一人，是俩人，一个刘队长，一个洪队长。这么合起来叫刘洪队长，成了一个人了。”里边王强跟谁是怎么怎么回事，他说这里边事挺多，这个没写上，那个没写上，他坐那儿就给我讲开了。他给我讲我就听着呀，我一听，他讲的这个比书本上的那个有意思。我当时脑子里就一转悠：不行，这书本儿得大动，不大动，说不住人。这么说吧，这《铁道游击队》我在人民商场，张立武那个茶馆儿，我说了四十五天，最后达到什么程度啊，和说传统书的收入相差无几，能收入到三四块钱。可是后来呢，因为（我）先和傅泰臣闹了点矛盾，我不是故意的，可是他往心里去了。开文代会回来，他《铁道游击队》也不说了，他又说开他的《三侠剑》去了，业务就上去了。可是他呢，对我是有意见。文化局呢，又重视他，我一看，干脆别呕这个气了，我得吃饭要紧。还是我那老思想，我得赚钱吃饭。我啊，也不说《大隋唐》，也不说《铁道游击队》，我得想出一创新的。创新的创什么呢？后来在河南的时候，河南有个说书的说了一部书，什么呢？就是《昆仑剑侠》。

　　《昆仑剑侠》是什么书呢？是咱们山东青岛的一个作家写的武侠小说，这作家叫王度庐，他写的叫《鹤惊昆仑》。我就淘换这书。后来在旧书摊上淘换着了，淘换着我就看。《鹤惊昆仑》是头一本，上下两集，后边是《宝剑金钗》，接着《宝剑金钗》的是《剑气珠光》，接着《剑气珠光》的是《卧虎藏龙》，接着《卧虎藏龙》的是《铁骑银瓶》，这是王度庐的几部武侠小说。后来《铁骑银瓶》和《卧虎藏龙》相隔的间断太大，不好接，我就把这几本书从《鹤惊昆仑》开始，说到《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说《卧虎藏龙》算结束，《铁骑银瓶》就不说了。能说多长时间，能说两个多月。这个书呢，是半新半旧，说是传统的也行，你说是新书也行，它是这么两接就的书。这个书里边没有大扣子，不像别的武侠小说，扣子挺大，抄这个山，灭那个寨，挺大。这个没有，这个是武侠里面的一些事情。过去我在北京听书，听过袁杰英的“赃官儿”，就是《施公案》。袁杰英是谁呢，就是袁阔成的父亲（伯父）。那个也是武侠，人家有人家的说法，我从中也受益，也学了不少人家的知识。一说这个我这买卖就行了，一天能挣到六七块钱。在51年那时候挣六七块钱，数目字可观了，可以了。后来我以说这个书，上了一趟西北，在包头说了三个月，业务不错。后来发大水我害怕，我跑回来了，跑回来之后还是说书。晨光那会儿演员不多，想着扩大扩大营业，觉着在晨光一个地方演出收入太少，想再找第二个地方。那会儿晨光有个孙兴海，也是北京的，过去我们俩不错。（孙）就说了：“上张春奎那里边去，他那能坐三百来人，行吗？”孙少林就问他：“那么他怎么办呢？”——“让他上晨光啊。”就找我商量。找我商量我就说：“我上晨光怎么拿份儿啊？我还拿破份儿吗？”“那不成，一个份儿。”哦，一个份儿行。我说可就一样，咱们话说头了，我说了这二三年书，再让我跟那儿盯着我盯不上，给你们缓缓气儿说个单的行。我又全搁下了，总得慢慢往回找得有一段时间。这样孙少林就答应了，答应了孙少林他们到这边来赶场，两边演出，我呢，就算二次又回晨光了。

　　二次又回晨光了，一年多就赶上闹运动，先呢，是四清，后是反右。反右之后气儿还没落下去，跟着就进入文化大革命，业务就停下了。那会我呢，就在晨光负责了。业务停下可是停下了，孙少林也打成右派了，也下去劳动去了，我跟那也负责了，业务还凑合，还能行。慢慢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中期，突然间中央文革发了一个文件：所有的文艺团体，不能演革命样板戏的，一律撤销。我一想革命样板戏说相声怎么演呢？撤销就撤销吧，不干就不干。文化局就下来了，下来了我说写申请，撤销，咱演不了，我说我先演不了革命样板戏，让他给安排工作吧，那没办法。所以说那会儿，济南市所有的曲艺人，唱大鼓的也没法唱，唱琴书的也没法唱，唱快书的也没法唱，说相声的也没法说，谁也演不了，就全都写申请转业，让文化局给安排工作。文化局就成立了一个安排小组，我就被分配到铅笔厂了，从事体力劳动。我这人有个脾气，凭我力气赚钱吃饭，光荣，不寒碜，我赖着不走干嘛呢？所以说我没赖着不走。当时那会儿也有几个赖着不走的，干这个我干不了，干那个我干不了，结果后来有这么十几个人没分配下去，当时那会儿生活很苦，每个人每月二十一块钱生活费。可是后来政策一落实，这些人工资就都提上去了。尤其到后来，在家里躺着不能动的，工资都比我现在退休工资高。因为政策变了，我看着生气我倒不生气，不过想着可笑。为什么可笑啊，我凭劳动力吃饭，一个月到现在涨了这回工资，我才拿壹千挂点零，那在家躺着说什么不能动的那个挣两千多。你说哪讲理去呀？所以说，到现在这会儿我是不搞文艺界了，岁数也大了，也搞不了了。我家的小孩呢，也没有干文艺的。有的在教育界，有的在医务界，有的在商界。我呢，现在岁数也大了，八十多了，什么也干不了了，舞台上也没那个力气了。好赖吧，现在我对相声还是不死心。不死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盼着出好说相声的，能把这相声啊，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人听。有人说这相声不是胡说八道，是有点真东西，我心里特别高兴。可是现在呢，就没出什么好说相声的。从北京、天津到济南这儿，所有说相声的全算上，出来一个比较不错的，就是在二次以后，打倒四人帮以后，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姜昆。打《如此照相》开始，一听有创新的东西，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慢慢慢慢地一看呢，这姜昆的艺术也到顶头儿了，在往上跃一步跃不上去了。现在姜昆也不干了，人家搞行政干部了。后来又听着一个叫郭德纲的，如何如何，挺好不错，我也下本钱，我就满世界找这音像，我能花个四五百块钱买他一套音像我看看，看看他那艺术怎么样。有他的长处，但是也有他的短处，也有应当改的地方，也有应当保留的地方，因为这发展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说现在我就希望，能出好相声演员，能够给相声露脸，说出去让人一听，有点意思。不用说好吧，听着不错，这就很好了。可惜现在就没找着一个是这样的（笑）。

网友风雅可羡录音 君子剑打字整理
2009-3-13发表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