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三立自1953年参加天津广播电台曲艺团后，积极排演、推广新相声， 除演出何迟创作的《孕妇调查表》、《买猴儿》、《开会迷》、《十点钟开始》外，还演出了陈洪凯创作的《公费医疗》、《死里逃生》等，与张庆森合说的《开会迷》还被1956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贺岁片《恭贺新禧》收入。马三立一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赴朝慰问团，积极上演新节目，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呢？社会上传闻中说是因为他说了何迟的《买猴儿》受到了株连。何迟因写《买猴儿》被打成“右派”，马三立因说《买猴儿》也被打成“右派”。连他的子女在回忆录中也是这样写的(如马景雯、张宝明著《我和爸爸马三立》)。但经事人王济(当时为天津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生前几次声明说不对。后来他回忆说：“多年来也形成了一种误解。不少人以为马三立之所以被错划右派，是因为他说了《买猴儿》。对这一点应当予以澄清。相声《买猴儿》从来没有被判定为“毒草”马三立究竟为什么被错划，说来可笑，在为他落实政策予以平反时，似乎也根本提不出有哪些还可以算得上是‘罪名’的条条来进行‘推翻’。”(见《王济曲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那究竟是为什么被错划“右派”呢？
何迟创作相声《买猴儿》是1953年，经马三立修改后演出并在电台播放，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54年11月在《北京日报》首次发表，随后被多种报刊转载，并出版了单行本。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郭全宝也曾演播。当时收到许多听众来信，提出不同意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度停播、复播、《剧本》月刊1955年3月号又以“相声剧”的形式发表，同期还发表了另一讽刺剧《开会忙》及前一期发表的《葡萄烂了》，也引起不同看法。为此三剧，《剧本》月刊曾召开了“关于讽刺剧”的专题座谈会(1955年4月2日)，该刊5月号发表了座谈会“纪要”。以后又陆续发表几篇讨论文章，其中肯定与否定意见都有，当时并没有得出结论。1956年1月中国曲艺研究会在全国短篇优秀曲艺作品评奖中，评委们对《买猴儿》又发生不同意见的争执，最后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评为二等奖: 同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对这个作品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为此《文艺报》开辟专栏对相声《买猴儿》进行讨论，因为这次是对相声《买猴儿》的专题讨论，意见更为集中，最初争论比较激烈，后来肯定意见越来越多。虽然还是没有结论，但最后是以何迟的《我怎样写并认识<买猴儿>》一文作结束，多少带有肯定的意味。倒是何迟被打成“右派”以后，在批判何迟时，有人曾称其是污蔑、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那种背景下的批判就不足为据了。但到1962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座谈会的讲话中，还专门谈及相声《买猴儿》。他说：“《买猴儿》讽刺官僚主义，可以演。为什么不演了？”可见《买猴儿》始终没有定为“毒草”，马三立被错划“右派”并不是因为说了何迟的相声《买猴儿》。 那么，马三立究竟是为什么被错划为“右派”的呢，这成了多年谁也说不清楚的一笔糊涂账。直到他病危，临逝世的前一天，天津市文化局把我找去起草对他的悼词时，人事部门抱出厚厚的几本他的档案来，我在仔细查阅时才发现：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不但不是因为他说了相声《买猴儿》，也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所谓“右派言论”，而是在全国“反右派”高潮已经过去，他在自己向党“交心”的材料上，向党交待自己在解放初期对共产党曾有过不正确的看法，这份材料几经转抄，层层“提高”，就变成他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由此而被补划为“右派分子”的。按说此事马老本人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在档案里有马老的签字，为什么他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可能是马老有其难言之隐，如当时单位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或认为自己为谁作了“替罪羊”；或许马老认为即便是向党“交心”所说的话，也属于自己的错误思想，是应该受到处分的；或许还有其他另外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文革”后为马老的“右派”彻底平反，他已是七十岁的高龄，仍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求的愿望，这不正是对这一切问题的最好说明吗？ (摘自《曲艺》2010年第9期 责任编辑/ 刘红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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