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字摘自《金文声藏王凤山派快板唱词》的序言。2009年10月，我通过朋友找到这本书——朴素的装帧，薄薄的一个小册子。但我总感觉这本书分量颇重，如金先生所说：“近年来，有一些出版物发表的王派（快板）唱词，有的不是很准确，为了不至于贻误后学，特将我所收藏的唱词编辑成册，以供王派爱好者们参考……我也不敢说我的词准有多么正确，但是我是怎么学的就怎么写，有些地方稍微作了一点整理，力求合乎情理并能演唱……”以金先生老迈残病之躯，尚存这样一份责任感，是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的。 ——君子剑
快板本没有门户，王凤山是满族人，可能是镶白旗。早年旗人有固定的钱粮，所以大多数八旗子弟什么也不用做，整天以游乐为生。民国以后，旗人的钱粮被免，王凤山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守寡，孤儿寡母很不容易。王凤山为了生存就在大栅栏要饭。但要饭也不容易，也受别人欺负，别人的地盘儿不让你用。后来认识了海丰（小海子），海丰也是旗人，他带着王凤山要饭。海丰的数来宝唱得很好，王凤山唱数来宝就是和他学的。王凤山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脑子快，能看见什么唱什么。数来宝本来就不是死词，原始的《进街趟子》四梁八柱就是海丰和王凤山研究出来的。王凤山直到晚年还有这块活，行话叫作“点数”，就是观众点什么他唱什么，现在可能只有佟守本会这个节目，也是根据王派的路子发展来的。内行讲叫“半腥半尖”，也就是真假各半。只要辙熟，下面随便提问都能唱。 早年没有快板、快板书、山东快书之称，就叫唱数来宝的，说武老二的。解放后，王凤山兴起的快板，李润杰兴起的快板书，高元钧兴起的山东快书。人往高处走，王凤山也感觉自己唱得不错了，他想着进天桥撂地，但遇到很大的阻力，你师父是要饭的怎么能在这儿盯场呢，作艺的不同意。于是他就和海丰商量，拜朱阔泉（大面包）为师，学相声。朱阔泉脑子很活，他把王凤山的数来宝穿插到相声里，这才研究出《进街趟子》、《排数》（即“对坐数来宝”）、《八家》（即“同仁堂”）、《磨帮子》（即“棺材铺”）四段能当相声使的节目。 解放前夕，王凤山到了济南。济南是1948年解放，等他到了济南，正赶上运动，所以生意也不是很好。 我和王凤山是1949年相识的，他住在济南经四路纬一路永庆街13号。我家在济南有一个剧场，叫小乐戏园，能坐六、七百人，我既是园主，又是演员。正逢王凤山在这里演出，我们就认识了。我很喜欢快板，尤其欣赏他的唱法，后来逐渐向他学习了一些快板的演唱技巧。但我吃亏在口音，我又不敢改，因为我还以唱快书为主。 由于过去的老艺人文化不高，王凤山“上活”就得我给他念，尤其解放后排演新节目。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1951年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时期，上边来了政治任务，都要说新唱新。在济南中山公园开反动会道门的展览会，进行示众，之前就把我们这些演员进行集中，把公园的动物都转移到动物园，把笼子改成后台，笼子前边搭台，笼子门就是上场门，我们都在笼子里休息。这期间需要编演大量的新节目，于是由我负责执笔，写完后给王凤山念，他进行顺辙，我们一起排演了很多节目，如《枪毙三虎一狼》、《临清江》、《一封挂号信》等等。这些作品创作之初水平不是很高，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的运动进行宣传，调动群众情绪。所以说在此期间我们接触非常多。在这个时期王凤山的数来宝改称“快板”，据说之前的“快板”这个称呼是由红军兴起来的，部队中的宣传队就有“唱快板的”。 到了抗美援朝时期涌现了大批的新节目，这些节目原来都有雏形，比如借用宣传队或报纸上的词，我们再进行发挥，再度创作。所以在那个年代快板唱得都是新节目，现在所谓的快板传统节目都是借鉴吸收其他曲种的。1952年，王凤山在园子唱快板，但需要上演一些传统节目。他头段节目就是《武松打店》，是用的我的词，但我其中有一些方言土语，他根据他的演唱风格进行了改编。我是六段《打店》，他合并成两段。后来，正赶上乐亭大鼓名演员靳文然去济南演出，我们都对《双锁山》这个节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里有“盔甲赋”、“美人赞”、“报花名”、“十字回头”等等很多东西。但人家靳文然唱完就回唐山去了，没记住唱词。王凤山十分钟爱这段节目，于是我就一直追到唐山小山，一边撂地唱快书，一边追着靳文然听。人家不是天天唱，而且还不敢让人家发现，只能在园子外边偷着听。赶巧了听了三回，我就把词记住。那时我还年青，脑子要好，王凤山的“活”我一遍就能拿下来。他脑子要好，大部分节目都是我念给他的，他脑筋很快，我给他念最大的“活”，最多四遍他就记住了。所以他的节目基本我心里都有数，可以说是偷来了人家的《双锁山》，我带着这个节目兴致勃勃地回到济南。 我当时的爱人张连霞是西河大鼓演员，《闹天宫》《丁香割肉》、《朱买臣休妻》是我岳父写的，我们把这三个曲目都改编成了快板。后来又陆续上演了很多传统节目，可以说唱快板的传统节目是由王凤山最早开始的。 济南的晨光茶社，是由相声演员孙少林（大来子）掌穴，他的妻子是唱京韵大鼓的刘艳霞，也是我岳父的干闺女，所以我论着管他叫姐夫，但从相声门他又是我的师叔。他邀请我去他们的晨光演出，我因为自己家里有园子根本不愿意去，但王凤山也一再邀请我去，我抹不开面就去了。孙少林安排我和王凤山唱对口快板，如《八家》、《进街》、“群活”等都使过，我们合作过《打店》，他唱孙二娘，我唱武松。 最早发现王凤山艺术的是济南文化局的赵锡武，后来就在济南经五路纬五路的中山公园文化馆成立了一个快板书训练班，培养业余快板爱好者，为宣传党的政策服务。王凤山自己教不了，就由我和他一起教。一个小时给两毛钱，我们两人教一次课能给个一块钱左右。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当时王凤山有两位夫人，王凤霞（马秀凤）和王凤云，都是唱快板的，他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文元（小锁子），二儿子王文喜（小喜子）。由于旧社会的婚姻，王和夫人就离婚了，法院判王凤山给每位夫人200元。王当时也很拮据，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就找我商量，“金刚，你看这事怎么办？”我说我也没有钱。本来是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干，这一来他耍单儿了。我答应和他一起干，都各自唱单的，也唱对口，他再搭一个洋片架子，他会拉洋片，我们也说相声。不过指着撂地累死也赚不出400元，我又出了个主意，干脆咱们“挑汉子”（就是卖药糖）吧。我认识一个解放前串花巷的老头，解放后改卖药糖。他用很少的沙板儿糖，拿发酵粉酵起来，然后自己再配成各种口味的凉糖。他外出作生意时总拿鸟笼子带着个松鼠，还有一个玻璃管，一边一个球，里边有半管水，拿手一攥水往上走，说是试人的体力，其实都是“生意”，骗人的，不管体力如何一攥手也往上走。我一下子想起他来了，我说我去和他商量商量，让他给咱们熬点药糖，咱们“挑汉子”。那时撂地是一分钱一段，卖药糖是一毛钱一包，唱不要钱。本钱很有限，又从我另外一个朋友那儿买了一批肥猪粉的口袋儿，我就搬到他家去住了，因为晚上要包药糖。他住三间屋，搭两个铺，有他的老娘和小锁子。我们晚上一干就是半宿，熬好的药糖得掰开，还不能掰碎，装好了兜还用糨子刷，于是我和王凤山开始了卖药糖的生活。 转眼到了1955年，说实话，王凤山在济南不是多响，其实济南还就他一份儿快板。孙少林为人很好，但是脾气很不好。王凤山就不愿意在晨光再待下去了。晨光一组台时有一位相声演员王树田，能学四大名旦，唱得很好，和孙关系不太好，就去了武汉。王凤山就给他写信，王树田邀请他去武汉演出，同时要求把金刚带来，因为缺一场快书。我由于刚结婚不久同时也害怕不“过口”（即当地观众不适应口音），但又答应了对方，所以就推荐黄庭栋（即黄枫，黄宏之父）和他去。后来据说到了武汉后，也是因为“不过口”的原因，业务不好，就没有干长，后来到了天津，通过京韵大鼓名家林红玉参加了城厢区曲艺队，当时桑振奎是队长。 当时，由于天津电台成立了曲艺团，李润杰的快板书很受欢迎，但下属三个队中就他一场快板，赵魁英就想再增加一场快板。当时就挑选南开区的胡振江和城厢区的王凤山，经过“验活”，就把王凤山吸收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本来王凤山父子是一场买卖，但没有要小锁子，实际小锁子唱得很好，可以说胜过乃父，但由于年轻“不压典”。王凤山一去电台，黄枫也耍单儿了，正在这时，东北来约人，黄枫于是就去了哈尔滨。 当时天津电台曲艺团缺三个曲种，没有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傅永昌刚走）、西河大鼓，王凤山一度写信叫我来天津。我总感觉地方曲艺进天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又听说黄枫也走了，与其到天津打不火，还不如在山东继续演出，所以我就不想来。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唱山东琴书的演员崔金霞（实际上是徐州琴书），她是我的师妹（琴书和快书是一个门户）。其夫郭昌颐（即郭秋临、郭冬临之父）唱山东快书，是跟我学的，其母杨四喜，为其伴奏，崔唱得很好，来到天津后演出效果非常好，后来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天津，去了长春。 我有一个师兄弟叫安和顺，是山东一员名将，他是使“小孩子”的（即《双镖记》，黄天霸和黄九龄的故事），其中包袱很多。他在佳木斯干火了，但是累得吐了血。他使了园子400元的路费，还不起了。于是他跟园子商量走马换将，介绍我去演出。园子的老板来济南“验活”，看完了同意叫我去，我想不能看着安和顺困到东北，一到佳木斯就给安和顺路费叫他回来。虽然我在济南干得不错，但出于同门的义气，我便赶到东北。 济南有一趟车151次，直通佳木斯，那年头作艺的不懂得坐卧铺，也不是我们这行人坐的，有座就很不错了。我就托人买了张票，还是靠着窗户的。我从济南一上火车，就听见坐车的闲聊，说是沧州起会了，有的人是从德州上车去沧州赶会的。那年头在会上能“干买卖”（撂地演出），能挣钱。我就打听几天会，人家说是三天会，可能是药材会。我的火车票是七天有效，那时的车票还可以继续用，作艺的人谁看见钱不挣呢？我的买卖又是武买卖，到那儿准能抢下来，所以我到了沧州就下车了。干了三天会，那时我的“活”路子很野，我在马戏棚对过和他们顶着干。三天挣了四五十块钱，东北园子老板给我100元路费（其实当时坐火车13元就能到），我除去出门时给家里留下点生活费，身上还有二三十块钱，所以我身上一共有不到一百块钱。我回到火车站，签完票又上了151次车。累了三天了，腰里又有钱，而且签字的票就没座位了，我就直接奔餐车去了。我寻思等到了天津，下车的人多，我就有座位了，索性在餐车里多待会儿。那时餐车的规矩2毛钱一份饭，一个菜一个汤一碗米饭。但是旁边个个牌子，可以加菜，加一个菜一毛钱。我要了一份饭，又加了两个菜，我兜里还带着酒，一共是4毛5。服务员还看看我，因为我那时才20来岁，他心想一个小孩还加菜，就把票撕下来了，“交钱。”我一摸口袋，坏了！上车时口袋叫人剌了。我当时都傻了，好在车票还在，但钱夹没了。旁边还有很多人排队呢。我怕寒碜，“哎哟！我把钱夹忘座上了，我回去拿去。”我就没敢回餐车去，我直接找到列车长，我说我有车票，钱包被人剌了，我现在身上一分钱没有，我还得到佳木斯，这可怎么办？他说：“前边快到天津了，你天津有熟人吗？”我说：“没熟人我也不怕，因为我是干文艺的。”“要不你到天津先下车，我给你写个条。”本来中途下车票就作废了，但列车长写条能退半程票钱，因为我是特殊情况。于是我就在天津西站下了车，退了我半程的票钱，我想在天津哪怕是马路边干两天，挣前钱就可以走了。我就向人打听，哪里有说书的，“鸟市。”我从西站坐24路到了官银号下车。一到鸟市，我一看心里就有底了，园子一个挨一个。我身上有介绍信、演员证，跟人家说说好话，一提起来或许都认识，准能关照一下。我信步到了百鸣茶社（后来的曲艺厅），当时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在此演出。一看门口报子，有“王凤山”三个字，我心里大喜。我印象里他还在武汉呢，他怎么在这呀！我就问百鸣的掌柜的，姓张，后来都成朋友了。“这个王凤山是唱快板的吗，他有个儿子叫小锁子？”“对对对。”我还怕是重名的，是他我就放心了。我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回来等着他。一会他来了，我上前一拦，“哎！你怎么了？”我把事情前后一说，“跟我进后台吧。”电台后台不许有外人。 王凤山就和团长赵魁英说了，想介绍我参加天津电台曲艺团。正巧曲艺团的快书演员傅永昌刚走，正缺一场快书，于是安排在华安街赵家冰窖（后来是广播局和化工局宿舍）“验活”，全团大部分演员都在场，如张寿老（张寿臣）、马三爷（马三立）等等，我使了个《武松赶会》中的“撒报单”。唱完后征求大家意见，当时令我十分感动的是马三爷站起来说：“我看他比傅永昌强！”他说完后大家随声附和说好，张寿老说：“他是二十岁的年纪，五十岁的艺术。”于是就通过了。不是我水平有多高，而是当时我困在天津，这样一来就有饭了，所以我对马三爷的感激之情终生难忘。我虽然留在了天津，但是很对不起师兄弟，安和顺后来就潦倒于佳木斯，始终没回来，这也是遗憾。 随后就在百鸣演出，我到了园子外一看报子就急了，上面写着山东快书演员金文声。我问：“怎么一场节目两场快书，这怎么干？金文声是谁呀？”人家回答：“不就是你吗？王凤山老师说的，你是他徒弟，他儿子叫文元，徒弟叫文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叫金文声，但广播报都发出去了，也改不了了，电台就拿这个名字给我上的户口。因为我是顶着王凤山徒弟的名进的电台，直到现在退休我还是从电台拿工资，所以我也不能不承认是他的徒弟。王凤山说我是他徒弟也不是没有根据，早在济南晨光我和他学快板的时候，孙少林说过：“你那么爱快板你就拜了他吧，我算保师。”并在孙少林家吃了一顿捞面，那时就算行拜师礼了。到现在我能唱快板、改快板、教快板都得益于王凤山，都是从当初一句不会唱和他学习的结果。所以要论徒弟的话，我还是最早。从此我就改名金文声，算是王凤山的大徒弟了。 当时市团有五场相声（苏文茂和全长保、常宝霆和白全福、马三立和张庆森、赵佩茹和李寿增、郭荣启和朱相臣）、八场单弦、六七场京韵、四场梅花，阵容很是强大。分成了三个队，一队是常宝霆和赵佩茹，二队是马三立和郭荣启，三队是苏文茂，我就归三队。当时三个队轮流演出，比如三队“盯地”，在百鸣演出，其他两个队出发，一队奔南，一队奔北，到外埠演出。等他们回来后三队休息，虽然休息，但王凤山、李润杰和我不能休息，因为盯场，计时收费，我们一个人就是一场。那个时候市团的规矩是一场唱的，一场说的，互相穿插，如果是男演员攒底，我的倒三，如果是女演员攒底，我演倒二。我们这队有阎立云、新韵霞、新韵虹、陆倚琴、苏文茂等，文茂比我大一岁，我们都是差不多大，所以我们这个队又称青年队。 王凤山也可怜，可以说没有大红过，但他的艺术的确好。他唱的板稳、板俏、嘴俏，和李润杰的泼辣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天津市原没有曲艺团，就是天津广播曲艺团，文革以后，广播局曲艺团撤消，人事交回文化局，演员与杂技团合并，成立了天津市曲艺杂技团。
王凤山原来住小盐店胡同8号，我原来就在他家吃，在他家住，连户口都在他们家，所以我们感情很深。他原来的房子是两个房子中间的房檐搭起来的，门都得往外开，后来院子里有一块空地，搭了个斜坡的棚，后来小锁子在那住，条件很不好。我刚一来天津的时候实在没法住，我就和小锁子住到了园子，在鸟市的韩家茶馆（又叫小新生，当时是河西区曲艺队赵小福、崔香亭、小朱老儿在那演出），晚上我们把八仙桌子搭起来。直到后来曲艺团给了宿舍，我才搬进了宿舍。 我落实政策后又回到天津广播电台工作，这时我就发现他的精力身体都不行了。他经常住院，从红星路拐过去有一个小医院，因为医院小，允许家属陪伴，后来他去世也就在那里。我很早就有想法，老艺人会的东西不要带走，别留太多的遗憾。正逢李树林同志调到电台当纪检书记，我对他说：“看样子我们先生情况不太好，咱们得想法抢救他的快板。”他让我赶紧打个请示，我就给电台打了个请示，要求抢救王凤山的快板艺术，因为租用录音棚要花钱的。报告一批下来，我就把王凤山接到电台。那天他刚一进门，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正赶上那年（1986年）雨特别大，他录了几天下了几天，等他录完了，雨也停了，就这样抢下来他的10个节目，有《小寡妇上坟》、《诸葛亮押宝》、《双锁山》、《进街趟子》、《一分钱，一两米》、《单刀会》等。 张金玉原来是烧锅炉的工人，爱好快板，后来就在中国大戏院斜对门的艺术咨询委员会拜王凤山为师。他也很不容易，王凤山每逢看病都是他拿自行车推着去，所以为了提携他，和他合作录制了《进街趟子》，也算留下纪念。录完音我给王凤山争取了550元的录音费，他当时很激动，还拿出300元要给我，我说我能要你的钱吗？他非常难过，“文声，要不是你呀，谁还能想着我？电台就不给我录音了。”在他去世后，北京历史博物馆要收藏他的遗物，我又通过黄枫把他的竹板卖了1000元，交给了他夫人。 我和王凤山之间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济南到天津，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其中也包含了艺人的坎坷与艰辛。他去世已经有十六年了，我也已经77岁了，直到现在我脑海里时时还能浮现出与之在一起的情景，对他的思念之情难以言表。现在喜爱王派快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非常高兴，我想凤山在天有灵的话，也会感到很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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