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艺文学是文学创作的一种体裁，泛指曲艺的脚本创作。 要弄清曲艺文学的特性，首先应该明了什么是曲艺。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基本有三种说法：一是以陶钝、沈彭年先生为代表的传统的“说唱故事说”；一是以戴宏森、任骋先生为代表的“口头语言说”；一是以刘梓钰先生为代表的“当今百戏说”。 我比较倾向于刘梓钰的说法：“实陌上， 曲艺就是今天的百戏。不过：第一，它是剔除体育、杂技、 音乐、舞蹈、戏剧等专门体系以后的百戏； 第二，它保留着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的某些分子，在外延上，与这些艺术门类相互交叉；第三，说唱故事的诸种艺术形式是它的主要部分。” “当今百戏说”是从当今被称作曲艺的具体事物抽象出来的，同时，它明确指出说唱故事的艺术是它的主体。刘先生实际说了大小两个“曲艺”概念。“大曲艺”指当今的百戏，“小曲艺”指说唱故事的艺术。 “小曲艺”包含于“大曲艺”之中；“大曲艺”的特性，“小曲艺”一仍俱全。 弄清楚了什么是曲艺，就可以分析曲艺文学的特性了。 先分析“大曲艺”文学的特性。 旧时，它具有传承性与变异性。一部作品，往往先由一位艺人创作出来，通过口传心授，一代代流传下来。在流传的过程中，每位艺人都要根据当时的时代要求、观众需求、自己的主观条件以及曲种的特点进行加工。流传的过程也是创作的过程。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是若干代艺人共同创作的结晶。譬如相声《抡弦子》， 原来是单弦艺人德寿山讲的一个笑话。 德寿山每天上场， 先将当日的见闻编成六句 “岔曲”，幽默滑稽，堪称一绝。他爱讲笑话，有—次讲了一段“炸尸”。有人认为，稍作加工，就是一段相声。张寿臣听说后，就请德寿山给他说了一遍，经整理补充，编成相声。三个月后，在天津泰康商场“歌舞楼”中场上演，后来更名为 《抡弦子》。常宝霆、白全福等人又对它进行了加工， 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又如扬州评话《水浒》，扬州艺人说《水浒》源远流长代代相传，不下二百年之久。王德山在清乾隆年间即以说武十回著称，其后邓光斗、宋承章、王建章、王金间、王玉堂等五位又加工精进，至王少堂集其大成。王少堂口述而整理出版的扬州评话《武松》，达八十余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作品大多由专门从事曲艺创作的作者以及业余作者所创作并拥有版权。它们被搬上舞台时，演员也往往根据各自的主观条件及所处的客观环境进行再创作。不过，作品的中心事件、主要故事情节、主要人物一般保持不变，譬如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坦赞铁路传友谊》，李庆良表演的故事《一块罗马牌手表》，就是分别在铁道部第三设计院文艺宣传队和赵奎元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原作的主体部分没有改变。 曲艺文学是曲艺表演的基础，曲艺表演的创作性基于曲艺文学脚本的规定性，演员的再创造所依据的是脚本的文学内容。但光有脚本的文学性还不行，还需要演员用对白、吟诵、摹拟(语言与动作)、歌唱、舞蹈等表演手段，通过他们的感受和理解把脚本的内容，即节目的文学性具体地体现出来。因而，曲艺文学不能不受曲艺表演的制约。 第一是通俗性。通俗性首先指的是曲艺在语言上注意口语的吸取和利用，尽量采用口语中那些新鲜、生动、富有表现力的语汇、语法以及修辞方式，从而使语言浅显易懂，适合一般的文化水平观众，能够为他们所理解与接受。其次，就是能够适应一般观众的审美趣味、审美心理，具有一套比较独特的艺术技巧的完整体系。评书讲究系扣子，相声讲究抖包袱，二人传的技巧则充分体现了东北广大农民的审美情趣：他们喜欢憨厚而又机智的人物，它就讲究“傻中求巧”；他们喜欢强烈而又含蓄的感情，它就讲究“小中见大”；他们喜欢朴实而又鲜艳的色彩，它就讲究“黑里透红”；他们喜欢粗犷而又精细的风格，它就讲究“粗中有细”。 第二是表演性。即指要为曲艺表演留有余地。首先，内容要有生动的形象，要有活灵活现的细节，便于演员表演。其次，要考虑到演员跳进跳出的表演特点。这反映在脚本上，就是“人称混乱”。关于这一点，我在《人称混乱是语法错误吗? ——浅论曲艺唱笥的句法特点》一文中有过论述：曲艺唱词中之所以存在“人称混乱”现象，与曲艺的表演特性有关，说具体点儿，与“跳进跳出”有关。 “跳进跳出”要求“进得去，出得来”，“进得快，出得快”，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这就要求唱词必须与之相适应，“跳出来”是说书人，“跳进去”则是表演唱词中人物甲、乙或丙，正是由于这种特殊要求，所以唱词中出现了多方面的“人称混乱”现象。如京韵大鼓《逼上梁山》里的—— 陆谦说，这把火定把林冲烧死。 管营说，烧不死纵火之罪也要拿获当官。 富安说，捡两块骨头回去见太尉， 少不得晋级加官领赏钱。 林冲闻听火往上撞， 破门而出大叫陆谦! 奸贼闻听惊声问你是什么人? 害不死的林冲在你面前! 今天落在我的手， 飞蛾投火有来无还! 上述例句，开始时出现的是陆谦，紧接着是管营、富安，最后是林冲，转眼之间就出现了四个人物。不会或不善于曲艺表演的人唱起来，必然给观众造成人称混乱、人物分不清的印象。写在书面上，必然会令人产生不符合语法的印象。殊不知这种所谓的人称混乱现象，正是曲艺唱词在句法上的一个特点。 在思想内容上，曲艺文学往往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是非分明，爱憎分明，惩恶扬善，激清扬浊。“书山曲海”无不如此，歌颂民族英雄，抨击民族败类； 赞美清官明君，鞭挞奸臣昏君； 褒扬仗仪疏财的侠客，贬抑奸邪贪婪的小人；肯定勤俭持家，讽刺不劳而获；讴歌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赞扬忠厚、老实、机智、勇敢，讥讽奸诈、刁滑、愚蠢、软弱；等等。不过，在一些传统作品中，由于作者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或小市民的是非观念为褒贬的标准，出现了不少糟粕。建国后，一些配合 “中心” 的作品，也因 “中心”的错语或反动而失误。但无论如何，作品的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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