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西北地区也流行“说书”形式，过去有的地方称为“说古今”。据《中国曲艺志·青海卷》载：“青海民间有称其为"说书"的，也有人称作"说古今儿"的，一般把讲说历史、演义、神话小说等"大传"故事的称作"说书"；而把讲说民间故事或一些生活小段的称作"说古今儿"。”《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则称：“甘肃人称讲故事为"说古今"。久有"讲述古今说史以励后人。说情，在于明理。说人，在于借鉴。说事，在于教化育人"的说法(见《兰州古今注》)。甘肃"说古今"的活动是在传统的民间故事讲述的基础上形成的。” 实际上，“说古今儿”是我国西北地区各地都有的艺术形式，起码在清朝后期便已有此称谓。如俄国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在《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前言《中亚东干传统民间文学及其传说故事》中便说：“东干人把散文讲的故事分为两类，一类叫gujir"古今儿"，一类叫fu"书"。"古今儿"就是一般的民间故事，从篇幅上看是一种较小型的故事性作品……第二个名词"书"也用于散文体民间文学，在东干话即西北方言中就是"书本"的意思，也单纯地指"叙事小说"体裁。这类故事往往来源于书面作品或说书。”东干人是指我国西北回族在清代咸丰年间，起义反对清廷失败后，流动到中亚一带的陕西、甘肃的回族后裔。他们始终说的是自己的家乡话，保持我国西北一带的风俗习惯。在东干族的民间文学中流传的民间故事，其中有的还受到当初我国西北一带流传“说书”的影响。因为在这些“说书”中，讲述的都是中国古典小说。 西北地区原来“说古今”的形式，自民国以后在许多地方逐渐消失了。伴随着北京评书的兴起及各地艺人在西北流动性的演出，西北各地评书市场逐步形成。如《中国曲艺志·宁夏卷》中，在记述当地评书演员情况时称：著名演员有马玉明（1885—1950，北京通州人）、宁砚宸（1897—1960，天津人）、高玉山（1899—1970，陕西省长安县人）、白锡庆（1914—1985，河北省武邑县人）等。这是宁夏说书艺人的情况，在《中国曲艺志·青海卷》中则有如下记载：“据艺人口碑材料，最早只能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情况。民国十五年曾在小校场（今省政府大院）开办有"娱民大会场"中，就有陕西的说书艺人"王说书"(名不详)在此演出，该会场民国二十五年解体。但紧接小校场的隍庙街文化市场仍然活跃，尤其是每年农历五月十八的"隍会"期间，有说书艺人给善男信女刊说《二十四孝》《目连僧救母》等故事。”《中国曲艺志·陕西卷》中也说：“民国二十五年，河北的评书艺人张豫贵和师弟李玉贤及天津的评书艺人张阔兴和张阔旺兄弟先后来到西安。在西安当时最繁华的地段南院门，先撂地说书，后搭起书棚。随后又进入南门门保吉巷茶楼表演。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逃难到陕西的人不断增加……当时游艺市场发展很快，市场内最最著名的艺人是"三张加一李"。即张豫贵的豫贵书社，他以说《西汉》《东汉》《隋唐》等袍带书为主；张阔兴的阔兴书社，以说《三侠五义》见长，人称"短打书"；张坪益的坪益书社以说《西游记》最为拿手，人称"说猴子"；李玉贤的玉贤书社，以说《三侠五义》说得最好。” 以上提到的这些艺人，都是北京的专业评书演员，均有北京评书的正式门户。如“坪”“豫”“阔”字辈则为北京王鸿兴传人的第八代和第九代。他们的弟子可能就成为当地的评书艺人，从这里也可表明北京评书对西北评书的影响。 来源：和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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