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京畿门户,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辟为通商口岸,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水陆码头,至清末已形成人口五方杂处,商业买卖兴隆的局面。正是这种人商共旺的繁荣景相,使国内各种民间技艺涌向天津。在辛亥革命前,北京评书演员程德印弟子英致长到天津传艺,在天津又“代拉”原来说相声的王得宝为师弟,让其改说评书,并更名王致久。此后,二人开始在津授徒传艺。 按北京评书谱系排辈,王致久的“致”字辈传人应为“傑”字辈,如袁傑英、金傑丽等。但王致久在天津改“傑”字为“杰”字,其徒辈如张杰鑫、常杰淼、许杰泉、吴杰森等。这种同音不同字的方式,即可以表示是同辈关系,又显示有区别,可谓匠心独运。当然,汉字简化后,这两字又通用了,对此,在评书门内存此一典。天津的“杰”字辈传人为“轸”字辈,如孔轸清、马轸元、蒋轸庭、马轸华等;再传“枢”字辈,如于枢海、张枢润等。而英致长则仍保持北京评书传统习惯,按自己谱系传徒“云”字辈, 如顾云亭、聂云贵等;再传“桐”字辈,如王桐轩、顾桐峻等。随后,又有北京评书第八代传人张诚润到津收徒传艺,也按北京评书谱系,传人为“豫”字辈,如边豫棠、徐豫田、朱豫章等;再传“存”字辈,如顾存德、姜存瑞、索存寿、王存圃等。 随着天津籍评书演员的崛起,以上多人都成为天津评书的重要支派,深受沽上听众喜爱。尤其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新天津报》连续刊载了张杰鑫的《三侠剑》、常杰淼的《雍正剑侠图》、顾桐峻的《大宋八义》、周坪镇的《五女七贞》等评书剑侠小说,虽然内容庞杂,但也促成评书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天津评书的书目多以由侠义书发展而成的剑侠书为主,兼以反映津沽社会风土人情的世情书,较著名者除了《三侠剑》、《雍正剑侠图》外,后来马轸华编纂的《混混儿论》(后经天津文人戴愚庵整理编撰成掌故小说《沽上英雄谱》)在全国也产生较大的影响。与北京评书相比,天津评书更具热闹火炽的特点。 民国时期天津书馆受北京书馆影响,也有大致相同的习俗。天津的书馆每年以三大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为“一转”,也称“一节”,此为演员换书馆的时间。这也是为适应天津码头行帮的需要,因为各种行帮活动都是以“三大节”为划分时段的。这种“三节”划分方法,就要求演员所演书目的长短尽量与“三节”的时间相适应,使每部书的篇幅正好与“一节”或“两节”的时间相吻合。最忌讳的是不够整节的篇幅,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书馆也很难再找别人替补。所以有些原本只能说演一节半的书目,说书艺人哪怕是自编(或东挪西凑)也要延长至两节。我们现在看到的记录稿,有些长篇书的开头部分,基本都能依照通行的“书路”说演,而到后半部书则出现每个演员各自不同的内容,原因也正是在此。 天津的评书演员均为北京评书传人,在上世纪20年代,天津已成北京评书的重镇。由北京来的演员有:福坪安、周坪镇、张诚润、陈士和、刘傑谦等;天津籍的演员有西子云、蒋轸庭、马轸华、刘健英、张健声、顾存德、姜存瑞、于枢海等;往返京津之间的有张岚溪、金傑丽、盖诚岚、陈荣启等。陈士和自1928年定居天津后,收徒刘健英、张健声十余人,再传弟子有刘立福、张立川、杨立恒等,形成独具特色的天津代表书目——“陈派聊斋”体系。 此外,天津籍评书演员西子云,始终保持家学成才,不拜门户,当年遭到常杰淼等人“盘道”时,因能将《三国演义》背诵如流,从而被圈内称为“背三国”,与当时张慰辰的“文三国”、吴志子的“武三国”、张岚溪的“演三国”,合称“三国四奇”。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评书演员改说新书,以于枢海创作的《战斗的天穆村》、邵增涛创作的《大闹铁路局》及姜存瑞改编的《林海雪原》等较为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