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说的不如唱的

 

我国曲艺又叫说唱，最早把说和唱结合起来的艺术实践在国际艺坛上是一种惊人的创造。这种苦心孤诣的尝试在唐代以前是局部的，带有自发的性质。曾经有人以为说唱结合的体裁是从印度输入的，这自然是一种误解。

 

屈原为《九歌》“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这里而被去掉的自然有对白，所谓“词既鄙俚……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朱熹语）。《诗经》的整理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淳于髡的《谏长夜饮》 ，优孟、优施、优旃的说唱以及俳赋的问答体都是说唱结合的创举。后汉王褒的《僮约》 可算是今存的最明显的例子。这是问题的一面。

 

问题的另一而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说的艺术是更为困难的，不容易招徕听众的。以富有魅力的故事来吸引听众，差不多在明末的柳敬亭的时候，才能做到。我们看南宋说话四家：小说、说经、讲史、合生，有三家是借助于唱的。宋讲史的演出还不大清楚，唐时演史的“转变”，元时演史的“驭说”都是唱的。明代人认为宋时演史的“陶真”也是唱的。最接近滑稽的杂嘲、行令、合生，都离不开唱。（注：见本书合生节。古籍常见俳倡不分的记载，如《汉书·霍光传》 ，《孔子家语》：“击鼓歌唱，作俳倡”“齐奏宫中之乐，（俳）戏于前”。《五代史》：“然时诸伶，独新磨尤善俳。”“唐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所以元代人陶宗仪说：“宋有唱诨”，就是唱滑稽。唐代的口号、诨语是七字句，宋时浑话是十七字令，相当于现在的三句半，也属于唱诨的范畴。

 

人们存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容易把现代伎艺的印象加到古代伎艺身上。例如认为相声的发展是先单口，后对口、群活。实际上单口的发展是评书影响的结果，古代的杂扮滑稽多是依题设事、人数不等的群活，单人打诨不是独立的完整的节目。另一种误解是字面上的，古语的“谈”，实际上是“唱”。叶德均在《宋元明讲唱文学》 中举过这样的例子：“虬日谈歌是旧曲”, （《敦煌杂录。金刚经赞文》）谈歌旧曲自然是唱曲。同样，“执板谈歌兑个钱”。（《侯靖录》）“打谈的词曲杨恭”, （《金瓶梅词话》 十五回）, “谈歌妇人杨苎萝”。（《洛阳缙绅旧闻记》）都是唱曲，打是演，谈是唱，就是演唱、说唱。

 

宋洪迈在《夷坚支志》 卷六中介绍洪惠英就是以唱的方式进行杂嘲，她是一个合生艺人。明代柳敬亭“唱词话，间戏谑”，引起不少纠纷，以为柳敬亭说的是评话，不可能弹词、唱词话。其实，他处在词话盛行的时期，弹词唱曲不是不可能的，在文籍中也是有记载的。

 

说与唱的交流、结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与唱不是势均力敌、平行发展的。“唱”可以借助于综合艺术与同台演员的帮衬，“说”可以附丽的伎艺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在“市声吆喝，嘈声十里”的场合，卖物、献技都要借助于唱，所谓“凡卖一物‘必有声调”。（宋高承《事物纪原》）“因市井诸色歌吟变相之声，采合宫商而成。”（《梦梁录》 ）这是宋代的情形。曲艺复兴期的清代也是俗曲风行的时代，南滩（簧）北马（头调）, 早期的南北相声艺人如万人迷，王无能都是以唱为主。相声与滑稽接受的艺术遗产是说唱混杂的综合影响。

 

这是说，象题日所借喻的，近代相声的前期，优势在唱的一方面，特别是叙述宋代的滑稽，分析它的艺术特色与估计唱艺在相声史上的地位时，我们提供的是“唱优先于说”的图画。

 

现在边疆地区的相声带有更多歌舞的成分，杨振华同志也正在进行着一种偏重歌舞的实验。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另一种实验也在迸行，那就是相声剧。一般说来，幽默风格的语言滑稽是难度较高的艺术，我们既不能丢弃传统，又不能知难而退，走捷径。在过渡的时期内，各种不同的实验互相竞赛是一种可取的办法。

 

我国的民间艺术，散乐百戏，社戏傩戏，都是土法上马的，唐时的刘采春，宋时的刘道人、张山人都是改革实验的先行者。我们在下面几节里多少仍要触及他们的实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把相声艺术着成野生的艺术，从打野呵而不是从宫廷与宴席上观察与讨论相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