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常想：相声史的疙瘩是王国维与司马迁结的。

 

司马迁不满意汉武帝的奢侈浪费，穷兵默武，好大喜功，他想出一个借古喻今的办法，请出楚国人优孟，秦国人优旃与外交家淳于髡来帮忙。他本来是不喜欢投机取巧的滑稽家的，象屈原那样，说过滑稽的坏处：“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倡优拙则思虑远。”这句借他人之口说出的话象诸葛亮劝阿斗远小人亲贤人，象齐桓公作自我检讨：“昔吾先君，……不听国政，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国语》）

 

我国古代有立谤木、置谏鼓的制度，各业百工都可以讽谏，司马迁选了优旃那些生动、形象的谏漆城鹿圃的话：敌人来了，有鹿群就可以用鹿角触他们；油漆了的城墙也一定把爬城的敌人滑倒下去，摔得粉身碎骨。同样，优孟的谏葬马，批评贱丅人贵马，只图享受，不爱惜人材；淳于髡的谏长夜饮，讽刺沉缅酒色这些例子都可以用来批评汉武帝。司马迁写《滑稽列传》，开门见山地板起面孔说：“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他不是谈艺术。真要谈艺术，山东早有专门跳舞的舞雩，临淄热闹得“联袂成帷，挥汗如雨”，南方的歌舞，屈原更早就描写过了，他生活的汉代，有专职的俳优艺人：“击鼓歌唱。”（《汉书·霍光传》）有演傀儡戏的象人，跳面具舞，演《东海黄公》 ，到魏时，更有《 辽东妖妇》 。他可以写一部百戏史。后代人就不会把载歌载舞的劝里克支持骊姬杀晋太子的阴谋家优施当作古代话剧表演家了。

 

这里附带说明几点：

 

1、《汉书》上既把俳优、倡优当作一物二名的歌舞艺人，后代的注家也根据唐代俳倡不分的实例说明俳优并非只说不唱，我们就不必按现代的概念解释俳与倡的分工，我国既无只说不唱的话剧，就不会产生不歌不舞的俳伎。实际的情形倒是“非值能俳……举技无不佳，胡舞更所长”的。我们看唐宋的滑稽家如李可及、丁仙现都是身兼百艺、知音善舞的多面手，就可以知道致词、献口号或插科打诨的七字句、十七字令、其他乐曲等等，并不是完整的节目，而是整个歌舞演出中的一个部分。正如咏歌蹈舞的唐代合生艺人可以“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用言词进行杂嘲一样。我国古代的艺术是离不开歌舞的，俳不是完整的节目。

 

2、把汉武帝的左中大夫说成古代相声的创始人是没有根据的。东方朔并不是艺人，能说点官间笑话，他不象民间艺人以歌舞为职业。写相声史不必从东方朔写起。

 

3、自唐代出现了“杂剧丈夫”的称呼以来，“杂剧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明胡元端《庄岳委谈》）。王国维不用杂剧、杂戏等传统称呼，而标新立异地用“滑稽戏”来代表唐杂剧，或直接以弄参军代表唐杂剧，这就造成许多麻烦。以诨语逗笑的唐代艺人祝汉贞，以讹语影带、谐音双关化装演戏的李可及，扮演罪人的《系囚出魃》，扮演妒妇人的一些戏，是否可以叫做参军戏？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唐代杂戏百弄，有弄婆罗门、弄孔子、弄痴、弄钵头、弄狮子、弄白马、弄鲁三郎（道吾和尚）、弄刘山人省女，弄旱戏（李辅端）…… 等等，弄参军不过是百弄中的一弄，无法概括唐杂剧的全部。我觉得不必把弄参军看成相声的前身。

 

4、王国维所谓“以语言为主，不容施与他处，咏时事”的参军戏是不见实例的。《优语录》不能说明实际演出的情况。倒是清代的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介绍合生的一段话更为可信。他的意见将在下节加以阐述。他指出《踏摇娘》与参军戏是演故事，合生则是咏时事。自然，咏时事的不一定仅指合生，但载歌载舞的弄参军却是需要排演练习时间的，不可能即席发挥，说这种歌舞的弄参军可以讽时事倒是不可信的。讽刺与滑稽都与弄参军没有必然的联系。让我们离开王国维的定义，看一看唐代艺术是怎样逗笑的，也别委屈了弄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