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街市戏谑——打砌
“今有街市戏谑，打砌打调”。《卢浦笔记》的这种阐述宣告了一种曲艺新形式——相声的成熟。
街市戏谑包括的内容比宋杂剧可能更广一些，但主要是从杂剧的艳段、正戏与后散段的数以百计的节目来探讨相声。周密与陶宗仪搜罗过两份节目单，前者二百八十种，后者包括一些金、元院本，达六百多种。在数量上是已知传统相声的两倍。宋杂剧这种深入、广泛、富有成效的实践必然涌现大批刘先生、张山人、丁仙现式的“百业皆通”的说、学、逗、唱通遍的名艺人。
在宋代的街市、河边、乐棚、瓦子有“乐人，三五为队，专赶春场、看潮、赏芙蓉及酒座袛应。……谓之荒鼓板”。（《都城纪胜》）“今市街与院宅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调也”。（《梦粱录》）“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拈梢子、散耍皆是也”。（《都城纪胜》）“今元夕，有村田乐，杂扮诸色人。”（《武林旧事》）“打和鼓乔妆三教。”（《白兔记》）“有贫者三教人，……俗呼为打夜胡。”（《东京梦华录》）“有刘先生者……而少年仿刘（先生）唱乐声。……其所仿效者、讥切者：语言之乖异者，中绩之诡异者，步趋之伛偻者，兀者，跛者。”（周南《山房集·刘先生传》）
这一笔笑的艺术的帐单包括荒鼓板、打野呵、学叫卖、杂扮、秧歌等。实际上口技与动作滑稽之外还有独立演出的语言滑稽：打砌、说诨话。换句话说，十九世纪北京天桥的伎艺，在十二世纪的汴州、杭州、益州、温州都有了。
温州人写的《张协状元》有好几段打砌，这种打砌是现成的相声段子，这说明南宋的街市戏谑有可能出现“三五成队”的打砌者、野呵小说者。宋代人举了个李一郎的艺人，专门野呵小说。上述刘先生的唱乐声、学相学声，就属于这一类伎艺。益州（成都）还在露夭搞杂剧比赛，谁使观众哄堂大笑，谁就得一旗，到晚上数谁得的旗多。（见《鸡肋编》）《张协状元》打砌较长，另附。
（注：南宋《张协状元》中的打砌：
把丑、末换成甲、乙，这段使砌很像现代相声的三番四抖。我们也不必用现代术语解释这种插科打诨，民间文学中常用这些重复映衬手法。）
这里要讨论的是要不要把杂扮与杂砌分开，把打诨与打砌分开？一种意见是打诨是讽刺，打砌是滑稽。我觉得不一定分。几千年来，滑稽与讽刺早就混在一起。我们作喜剧美学研究，自然要分，分得更细一点。议论古代伎艺，知人论世，资料很少。关汉卿的生卒年都弄不清爽，石动筩、李可及、丁仙现、刘先生的材料就更少了。
拿杂扮来说，扮山东河北村人，扮钟馗、神鬼（土地、灶神等）村妇、痴公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唱的，但《都城纪胜》 说：“今之打和鼓、捻捎子、散耍是也”。这就不会没有唱。《东京梦华录》 又在杂班后面加“外入孙三神鬼”六个字，是从傩戏来的。宋代的傩戏可以演半个月，更不可能是没有唱的了。上引刘山人伎艺也有唱。
陶宗仪的“诸杂砌”目录有三十种，其中《三教》 就是打夜胡，是傩戏：“有贫者三教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这有点象近代的“十不闲”，彩扮莲花落，打连厢等。上述杂扮也入神鬼，可见诸杂砌与杂扮有共同节目。
温州人是不分的：“谙诨砌，酢酢仗歌谣。……教看众乐淘淘”。（《张协状元》）叶德均根据《金瓶梅》 把杂砌与弹唱、队舞放在一起，证明是杂戏，是演正剧前的艳段。
我们或者可以笼统地说，丑角艺术与说话艺术（注：说话打砌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则是这样使砌的：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磐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筐儿。）发展到宋、元，巳经可以维持相当时间的“打砌”，散乐艺人又把这种打砌作为街市戏谑。艺人的修养与艺术道路是不同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街市戏谑（包括打砌）必然是各种各样的，说、学、逗、唱、批、讲、念都有。这就是实际的相声。杂扮与诸杂院砌如果有分别，那或是杂扮更多的在街头演出，而杂砌更多在行院、在内室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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